2月16日至19日，我第一次访问了英国首都伦敦。

　　16日16时，我乘坐的CA937航班着陆Heathrow机场第三航站楼。我平时飞来飞去，访问的国家还算比较多，没什么新鲜感，也没什么新发现，跟着其他乘客去过关。

　　要过关了。本国人的入境处基本是空的，没什么人。后面看到了“人海”，应该是针对外国人的入境处。令人崩溃，肯定要等很长时间。不过，旁边，即针对英国人的入境处还是空的，工作人员应该指挥，把它开放给外国人过关。

　　出乎意料，没有开放。等着，等着，工作人员始终没有采取紧急措施，也根本没有把那一“人海”视为紧急状况。结果，我为入境竟然排队等待了90分钟。海关工作人员们显得很轻松，有人还聊天，甚至无所事事地站着。有不少窗口是关着的，那些没事干的“公务员”也没有去开窗口，似乎没有“把资源最大化”或“把效率最大化”的基本思维，也根本不具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更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乘客去抗议这一效率极低的政府和效果极差的场景。不管是欧美人还是亚洲人，没有人去对那些“公务员”发出不满的声音。我则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如果在中国，早就有人抱怨，抗议，向公务员释放不满情绪了。“怕乱”的当局肯定动不动就发挥体制优势，叫人过来，迅速重开几个窗口，来应付人们情绪，以免人们闹事。

　　边耐心排着长队，边仔细看着周围。

　　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样很多。既然是来到异国他乡，不少中国人虽然显得不适应，但很有耐心，没人闹事。中国人认为，在那样场合单方面采取行动有可能“丢面子”。日本人本来就很会“忍”，不会有人去挑战秩序，更不可能主动闹事。日本人认为，在那样场合单方面采取行动有可能“添麻烦”。

　　与我一起排队的中国朋友，《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私下里抱怨，“这里怎么没有WIFI啊”。我则对邓飞抱怨说，“伦敦不是发达城市吗？不是马上要举办奥运会吗？如此的体制劣势，一点动员能力和意志都没有，太让人失望了。伦敦政府应该派人到中国考察，向中共学习，看看人家的体制优势和动员能力。”

　　这样，我的伦敦行一开始就陷入了认真观察和思考的状态。最大的疑问是：这座既古老，又先进的所谓国际大都市，真的有能力，也敢去组织奥运会吗？

　　我把这一疑问带到伦敦市内，继续观察，思考。不管是酒店里入住手续的效率，还是餐厅里点菜的速度，伦敦市民劳动生活的节奏，至少在我看来，是缓慢的。

　　不着急，不勉强，不刻意，不约束，不牵制。

　　我作为来自日本，（我至今没有见过比日本人更“集体工作狂”的群体，虽然我对日本人的工作效率带着怀疑和批判），又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于伦敦社会的运转方式极为不适应，太慢，太慢，就是太慢。

　　晚上到英国《金融时报》总部拜访FT中文网的朋友们。我把机场体验分享给责任编辑，他也一下子笑起来，表示赞同说，“对，那个效率实在太低，我也经常遇到同样情况，当地媒体经常批评，人家却不改善，这就是伦敦！”

　　离开英国《金融时报》报社后，从Southwark Bridge沿着泰晤士河往住处Strand走回去。溜达溜达，望到不少古老的、后现代的建筑物。

　　夜里的街头很安静，没人闹，没人吵，时间和空间自然交叉，我被吸引，脑子里变成空白，纯粹享受时空的流逝。

　　在某地铁口附近，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的“民工”们坐在地上聊天。在宽松的小广场里，几对恋人走路，拥抱，接吻。在狭窄的小路旁边的电灯下面，有个小椅子，一个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中年绅士坐在椅子上面，看书，思考，发呆。我想，“伦敦很多样化啊，什么也是，什么也不是。而且，治安不差。”

　　忽然间发现，伦敦的高楼很少，听当地朋友说，当地政府主动限制建设高楼。可见，伦敦是对城市建设与面貌相当谨慎的城市。不把高楼鼎立当做先进，也不把高效运转当做成功，更不把政府压倒民众当做稳定，它有自己的城市文化和游戏规则。

　　想到这里，到了酒店，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自然醒，换衣服，出去晨跑。

　　伦敦的街头，古今东西融合，城市规划得令人感到奢侈，却不张扬。我是通过跑步来感受、观察一座城市的人，感慨地想，“在我至今访问过的地方当中，伦敦恐怕是最适合跑步的城市”。路上随时都能碰到跑步者，过一个红灯就与绿色公园相逢，不收费，谁都可以进去，入口处又很多，是开放式的。公园充满着多样性，白人、黑人、黄种人……什么人都有，大家都不在乎你是谁，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家自信，而不自卑地表现着自己。老先生、老太太牵着手散步，聊天，中年男女一起跑步，小动物们跑来跑去，向小森林爬上去。有几只大狗玩儿着，我跑过去，它们不理我，我就开始往某处加速，全力奔跑，大狗就跟上来了。

　　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我用起源于东方儒家的“和”字，来形容伦敦的城市文化。

　　跑完步，走两步。

　　外面不少地方在装修、修路，明显是为了迎来奥运。随即采访几名市民，询问一下他们的心情：

　　“市民接受政府举办奥运会吗？”

　　“你们不觉得城市节奏很慢吗？”

　　“你们工作好像很轻松，没有压力吗？”

　　“你们如何看待欧债危机？伦敦经济受影响吗？”

　　他们的回答完全符合我的预测。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至少没那么低，对城市建设和生活质量的现状基本持有“接受”的态度。

　　“办奥运，好啊，但也没什么。”

　　“生活挺好的，自然就行。”

　　“欧债危机对部分金融业有影响，但百姓的生活没怎么变啊。”

　　“物价高，房价高，但也没办法，就这样吧。”

　　倘若在中国遇到这种局面，我恐怕会用“犬儒”两字来加以形容。但身在伦敦市内的我，却做不到，无法去用“犬儒”，不知为什么，想到“成熟”去了。

　　多样化的伦敦，生活在那里的人，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本地出身的还是移民过来的，都已经在接受现状，而不去挑战在有限却宽松的公民社会里潜移默化形成的共识。政府办不办奥运顶多会影响公民们一时的情绪，而恐怕不可能左右其生活方式。

　　对伦敦市民来说，最大的快乐似乎是享受自己的劳动生活，最大的侮辱则似乎是自己的劳动生活被阻碍。我从中观察到的是公民们的“意志自由（The Freedom of Will）”。不把政府和公民相对立起来，也不把发展和道义相对立起来，也不把劳动和生活相对立起来。伦敦人活得很“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呢？“中”是“不偏”的意思，“庸”是不变的意思，不偏而不变，这似乎是伦敦市民生活的“潜规则”。

　　站在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广场，我想着，“一切自由是相对的，该是理性的，而如果要相对地把自由和理性结合起来，并把它提升到政治自由的高度，那么，其中的大前提是，公民们拥有‘意志自由’，它是独立的、中立的、自立的，而不被政治所困扰，也不被发展所动摇，更不被变化所影响。

　　深信，伦敦奥运就这样莫名其妙过去，恐怕也不会被自己人刻意地记住。伦敦不会“组织”奥运，奥运也不会改变伦敦。奥运成功了，伦敦人也不会骄傲，连什么叫成功，都不会去想。奥运失败了，伦敦人也不会自卑，连什么叫失败，都不会去想。即使发展得缓慢，政治在失控，经济受危机，城市搞施工，大事不成功，国家在衰落……人们不知不觉地认同“不管今天如何，明天依然继续”。这叫民主的力量，也可以说，是民主似乎比其他任何制度优越的唯一原因。

　　我是不是高估伦敦了？是不是误读民主了？是不是歪曲逻辑了？

　　19日，我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一位学生陪我在伦敦逛书店，说送我到Heathrow机场。他说，“老师，最好早点出发，伦敦的公共交通真的很不靠谱，我上次回国时，地铁突然停了一个小时，原因只是说‘信号有问题’，吓了我一跳，差点回不去呢。”

　　15时从伦敦市内乘坐地铁出发，中途果然停了几次。我要乘坐17时40分起飞的CA938，到达第三航站楼出发厅的是16时20分。办完登机手续，我与学生告别之前，分享伦敦体验。他说，“伦敦节奏慢，物价高，效率低，菜不好吃，空气也差。”我问他，“那你喜欢伦敦吗？”他不犹豫，微笑地说，“很喜欢”。

　　突然想起，对了，我这次交流过的所有居民，对于伦敦这座城市，批评也罢，嘲笑也罢，都带着微笑，其笑容默默，对我表示，“很喜欢伦敦”。

　　我带着微笑，对学生说，“我也很喜欢伦敦”。他笑了。

　　伦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