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不仅全面部署了未来10年的扶贫开发工作,还提出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目标,680个特困县市试点营养餐的扶贫政策等。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成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比2009年1196元的标准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今年年底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约为13.4%。我国的扶贫开发由此迈入了新阶段。
扶贫新标准略高于国际标准
改革开放33年来,中国政府多次上调国家扶贫标准,最近更是连续3年上调。2009年,中国国家扶贫标准从2008年的1067元上调至1196元,2010年随CPI上涨而再上调至1274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按照现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300元跟国际上每天1美元的标准差不多。但考虑到人民币可能被低估,以购买力评价来跟国际比较的话,2300元的标准实际上略高于国际标准。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新的扶贫标准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与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相一致,不仅考虑了吃饭、穿衣、住房等基本生存的需要,也考虑了部分发展的需要;也与各省份自定扶贫标准的情况基本一致,全国31个省区市地方扶贫标准的平均值约2200元。
前不久,美国政府人口普查局公布了一组数据,说美国的贫困发生率是15.1%。而按照中国政府新的扶贫标准,贫困发生率13.4%,有人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范小建认为,中国新的扶贫标准与美国标准不能简单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也还不到美国的1/10,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是长期历史任务。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
范小建说,有人拿我国的扶贫标准与所谓的“国际标准”比较,说我国扶贫成绩大是因为标准低,这是一种误解。中央明确要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同时需要说明,前两年世行发表过一个研究报告,指出过去25年全球减贫成绩的70%左右来自于中国。目前有88个发展中国家有扶贫标准,完全按照所谓国际标准来制定本国标准的只是极少数国家。
让更多低收入者分享改革成果
扶贫标准大幅提高,旨在解决社会平等。大幅提高扶贫标准,意味着直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让更多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了新一轮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贫困与发展金融研究室主任吴国宝认为,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贫困发生率不断减少,另一方面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却在一直增大。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困标准太低,只有很少一部分贫困人口得到政策扶持。通过提高扶贫标准,使得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能够分享改革所带来的好处。
三农问题专家、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告诉记者,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贫困问题是与分配制度高度相关的。一些地方进行开发性扶贫,把水资源、矿产资源都开发了,GDP增长很快,但当地老百姓反而越贫困。这主要就是因为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应该让贫困人口更多地享受医疗、养老等国民待遇。
解决贫困需加快城乡一体化
贫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多年来贫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民的隐性失业。党国英认为这跟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分工等因素有关。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我国现在的贫困问题属转型性贫困。除了在贫困地区依然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以外,相对贫困群体与社会转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现在贫困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乡村的精英对资源的捕获以及强势群体对资源的优先利用,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弱势群体产生了相对剥夺,从而导致了弱势群体由于机会的不均等而产生了收入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
党国英表示,最终的扶贫机制,还是靠城乡一体化。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要将此纳入公共财政的经常性支出,把全部农民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按城市标准对他们予以保障,对他们的生活要用低保制度来取代扶贫。经济不发达要用市场化的方法来发展经济。他还建议,有必要建立贫困县的退出机制。
链接>>>
中央明确扶贫资金主要投向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近日出台办法,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指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投向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其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坚持向西部地区(包括比照适用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贫困地区)、贫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边境地区和贫困革命老区倾斜。
办法明确,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使用方向分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扶贫贷款贴息资金。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弥补企业亏损;修建楼、堂、馆、所及贫困农场、林场棚户改造以外的职工住宅;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等。
本报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