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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又一个怕有敌人的王朝?
热度 39已有 4821 次阅读2012-8-22 09:25|红酒沉思录
最近一直在捅马蜂窝,有网友分析最近「红酒」喝的大概是次等劣酒,否则怎么会一浑再浑呢?歇了一个惬意的周末,写了一篇风花雪月的影评,「红酒」继续犯浑!
今天要说古论今,当今中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最最不想触碰的是战争。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大小鬼都上门了,我们还在猛念「六和心经」。和和和,和和和!你越想和,人家的军演越多;你越想和,人家的摩擦越多!当今中国,和字挂帅,似乎是又一个不敢有敌人的王朝。若问「红酒」为何在「一个」之前加个「又」字,且听在下为你细说来由。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
大宋的溃败,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10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其实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也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几次准备或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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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原创)一个精神到肉体都萎靡的帝国——大宋王朝的兴衰
2011-09-05
细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几十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朝代,要数宋朝时期的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最为发达。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
不过不要忘了,大宋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窝囊的朝代,一直是汉民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这里不妨翻一下老账:靖康二年开春,也就是1127年正月,金兵攻陷汴梁,上至大宋皇帝,太子,公主,妃嫔,下至宫女,奴婢,百姓家的女子被俘,被凌辱;数十万人死于战火,尸体腐臭的气味传遍十几里;无数间房屋和建筑被毁弃;难以数记的大宋百姓流离失所;大宋都城开封的金银财宝和古董文物被抢掠洗劫一空,金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大宋的百姓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风雨连日,地冻天寒,无以为食,他们被迫争抢树皮,树叶,草根,猫犬,但这些都吃光后,不得以,只好以饿死者的肉为食,加之疫病流行,饿死和病死者不计其数。四月将徽、钦两帝及3000余名皇室人员作为战俘带回,一年后到达金上京。第二天,金太宗吴乞买即下令让徽、钦二帝去祭拜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先是让他爷俩脱下衣服,袒露上身,然后现宰两只绵羊,剥下血淋淋的羊皮披在两位皇帝的身上。以这种极尽侮辱的装束让徽、钦两帝一步一叩首,绕着完颜阿骨打的坟墓转了三圈。礼毕,两位皇帝又去乾元殿拜见金太宗吴乞买,徽宗被封为“昏德公”,钦宗被封为“重昏侯”,北宋灭亡。不久南宋建立,金军以几万人攻打南宋,而南宋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百万勤王大军保卫汴梁城,结果百万大军尚未交战就全跑光了,金军在宋高宗赵构屁股后面追着打,赵构从汴梁出逃一直跑到临安,又从临安跑到大海里,要不是金军不习水战以及没有大型船只无法渡海追击,而让宋高宗赵构跑掉,那次南宋就玩完了!赵构也两度到海上当了“海盗”,这次宋高宗赵构虽然跑掉了南宋侥幸没有灭亡,但在逃跑的路上宋高宗赵构得了阳痿,不能生育更不能和女人同床! 可见宋朝的窝囊,宋朝是从精神到肉体的双重窝囊!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大宋顷刻土崩瓦解,实在令人痛心。然则发生靖康之变的具体原因又在哪里呢? 在此,根本原因很容易找到,那就是大宋内在的体制问题:1 守内需外 2 文盛武衰,重文轻武 3 冗官冗兵冗费 4 积贫积弱 5 守内虚外 。
溯源究由,原因很多,致命的还是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一直在作祟。
世上之事,常常是“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宋朝不敢有敌人,但偏偏没有碰上世界大同的好运气,敌人不但客观存在,而且虎视眈眈。千年之前,在中国辽阔的版图上,除了建都于汴京的大宋之外,还出现过三个国号:一个是建都于内蒙古近郊的辽,另一个是建都于西北地区的西夏,再一个是建都于会宁的大金。上述三个政权的掌门人体内流淌的是惯于纵马奔腾的民族的血液。广阔无垠的草原铸就了游牧民族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的品格,冒险、勇猛、善战、扩张等特征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或许是游牧民族身上留下来的那种原始野性,他们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蛮横地指向大宋所在的南方。因此,他们总是以宋朝为敌,绝不因对方不敢有敌而手软过。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试一下马刀的锋利吗?当然不是的!
史载,北宋与北方的辽政权和西北的夏政权长期对峙,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不仅承认契丹占有幽云十六州的合法性,还每年送银20万两、绢十万匹,开创了岁币的恶例。每次议和都要拿出如此之巨的钱财物作为贡品,不是要把宋朝的财政压垮吗,或者搞得连年赤字吗?对此,我要负责任地指出:不!我们用不着为大宋王朝杞人忧天。
追溯千年,宋朝在当时可谓超级富国了,这一点贡品只是九牛一毛了。当时,中国就与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50多个国家通商贸易。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繁华景象千年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在当时占全世界总额的80%,可见宋朝真的是富的流油!但富不简单地等同于强。军事上的落后造成了整体国家实力的不强,落后就要挨打,而一个没有尚武精神、没有强大国防作后盾的民族,即使经济再强大繁荣,也同样会挨打,会丧权辱国。
幽云十六州是后晋之后包括宋代在内的汉族子民心头的一个痛处。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作为条件,两年后,即公元938年,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献出来,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一线。宋朝的统治者多次想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先后四次大规模攻打辽国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而结果是每次辽国都以少胜多,打得宋军丧魂落魄;宋太宗两次攻打辽国均遭惨败,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宋太宗本人也身受箭伤坐驴车逃走!宋徽宗也两次联合金国攻打辽国企图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两次北宋十五万大军都被辽国一万人左右的军队打得一溃千里!北宋攻打未果后不得不放弃了。“宫梅粉淡,岸柳金匀,皇州乍庆春回。凤阙端门,棚山彩建蓬莱。”赵佶的这首《声声慢》,字里行间渗透了奢华、渗透了脂粉、渗透了优雅。这种优雅舒坦的生活实在太惬意了,宋王朝的大小官员哪里舍得去打破呢?收复的事只能放一边去了。后来,宋朝干脆承认外族对幽云十六州拥有主权的合法性,而宋王朝的子民们,称辽兵为“虎狼之师”,可见全国上下惧怕之深。
日子越安逸,统治者越不敢有敌人。既然不敢有敌人,就没有必要保持强大的军队了。这是宋朝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也是其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的心理基础。最高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是社会力量的汇聚点。宋时,文化发展到空前高度,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李清照等大家灿若星河。陈寅恪先生评价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就连那些大小官员平时也对咬文嚼字,卖弄文采,风花雪月,浅斟低唱等乐此不疲,以附庸风雅为能事,而一遇国家危机却推诿扯皮,束手无策,甚至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由于文气过重,很多文人和官员只有借酒消愁,到那花红柳绿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妓那里寻求理解和安慰;或是寄托老庄,心死抽身,退避入山崖林薮孤芳自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精神木讷的萎靡王朝。
历朝历代,没有武功,哪有文治?没有武备,再繁荣的经济,再灿烂的文化也会成为一堆瓦砾。不是吗?汉唐的文治就是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的。而宋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大量士兵都是脸上刺字后发配充军的罪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就是宋时流行起来的。在这种导向的社会氛围中,习文之风日盛,而尚武之风日衰。宋朝拥有上百万常备军,回溯北宋初建之时,朝廷直辖的禁军数量只有19万人,尚能两度主动攻辽,虽未获胜还形成了僵持。此后几十年间禁军增加到82万人,加地方厢军,总兵力达125万,宋神宗登基前禁军、厢军达到140万人,人数不可谓不多,出现这一当时人称“冗兵”的现象,战斗力反而日益下降。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辽、金、西夏三国军队数量总和,并且开创了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新纪元,把指南针用于军队布阵作战,装备不可谓不先进。但是,基本国策的设计对社会精英的导向作用很大。但由于军人的社会地位一直不高,导致许多人不想从军,不想当军人。文人很多,杰出的军人却很少,名将更是凤毛麟角。由于缺乏军事战略人才,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就很难得到提高。缺乏决断,选择了抱薪救火,以致外敌气焰日胜,东吞一地,西割一城,后来又因为太过天真同金一起灭辽,妄想分得一城半镇,不想却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都被掳去,剩了个南宋,落得千古笑柄。以后的故事,就是大家熟知了。
宋代虽有远超过前朝的财政收入,且多用于养兵、养官,却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军费不足,便允许军队经商。此风一长,军队训练废弛,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士兵织毛缎还成了官员的财源。这种武艺荒疏的军队,对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为此宋廷又要增兵,经费不足又让各军扩大经商,结果兵越多国力军力却越衰……形成了恶性循环。宋朝允许军队经商,又导致军营社会化,一些将领还与士绅乃至黑恶势力相勾结并参与非法经营,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张团练、张都监都是开办“快活林”酒家的恶霸蒋门神的入股分赃同伙和庇护者。驻军与当地经济利益盘根错节,又会造成上级调度不灵,朝廷遇危机时调兵敕命一下,马上官兵怨愤、家属哭闹。金兵进犯开封时招唤救兵的“金牌”道道,各地勤王兵却来之甚少,大宋勤王的军队迟迟不能赶到,他们要么因为将领惧怕,故意拖延时间;要么被金军阻隔,不能前进;要么远在千里之外,远水不能解近渴。总之,直至京城开封城破,城中可用的大宋正规部队仅仅有三万多人。其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40多万北宋大军在王朝死生存亡之时充当了看客!徽宗、钦宗二帝被俘的“靖康之耻”就势不可免。南宋时所剩人口疆土只及北宋的一半,常备军却维持在70万人以上,战斗力更为低下,最后为经济和文化水平都很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从历史长河中看,宋代军队走向腐朽,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丧失了进取精神而走向衰败的体现。这一悲剧证明,富国并不等于能强兵。宋代经济的畸形繁荣和诗词创作虽为古代社会之最,却因军队腐败而亡,这就只能让观此惨状怒发冲冠的有识者“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了!
宋朝军队人数那么多为何战斗力低下,一、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文臣担任)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的同时也常常贻误战机。其实宋军的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武选唐朝归兵部管,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 二、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分驻京师与外郡,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更戍军冠以驻泊、屯驻、就粮等名目。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出戍边远条件恶劣地区的军兵,以半年为期轮换。朝廷临时任命戍军统兵将官,造成“兵不知将,将不识兵”,易于控制。此法虽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三、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这样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宋朝招兵主要是针对那些天灾,贫困吃不上饭的地区。说的再明白点就是给那些活不下去有可能成为乱民的百姓一口饭吃让他们不做起义,造反一类的事,这样的人当兵纯粹是混饭吃,还有一种士兵来源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无赖、罪犯在地方混不下去了去参军,这两种士兵组成的军队的战斗力等于零!再加上宋朝的贪官扣军饷不算甚至连军士的口粮也不放过,宋军士兵大部份本就是来混口饭吃现在却连吃也吃不饱,就更没心思打仗了,所以在宋朝我们经常看到敌军一来宋军就四散败逃!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吃都吃不饱的士兵就经常去百姓家抢夺财物,最终给宋军背了个“扰民有术,御敌无方”的骂名!再加上皇帝懦弱,朝堂一堂奸佞!为将者又都是
吸兵血,昏无能
之人这样的军队对当年的辽,金两国经常以15:1的人数落败就不奇怪了。最可气的是名南宋将曲端不赞同文人元帅张浚的战略言其必败,张浚不听果然大败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就给曲端按了个谋反的罪名杀了,可以说这个曲端死的比岳飞还冤。。。
四、北宋乃至南宋本着“将从中御”的军事制度,深居宫室的皇帝为了遥控前方将帅指挥作战,往往于出兵前授予将帅阵图,以规定具体战法,根本不管前方的实际战况如何。而这些皇帝又是从小深居宫中,从未经历戎事的军事外行(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懂军事除外,其余皇帝都是军事上的门外汉),但却又自作聪明地对出征将帅“叮咛详密,授以戍算”,并不断用“手诏”、“手扎”等号令诸将。实质就是对将帅进行“瞎指挥”;因此,尽管北宋统一之后所进行的战争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其仍然我行我素。如:《武经总要》中得到描述的军阵——常阵、平戎万全阵和“本朝八阵”都是宋朝皇帝自以为是的瞎指挥的典型!孙膑早就说过:“以一形胜万形不可”。想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应付瞬息万变的各种战况,本身就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幻想。孙膑又说:“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这就说明,各种阵法都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哪有什么“万全”之阵呢?“平戎万全阵”就是宋太宗赵光义为了显示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搞的“发明”,在中国军事史上,此阵发明者赵光义可算是闭门造车的头号笨蛋,自以军事天才自命,实则刚愎自用、愚蠢无能。赵光义最拿手的表演就是遥控指挥,每逢战事必定“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手制了“平戎万全阵”,强制推行,结果“人皆死守阵法,缓急不相救,以致于屡败”。两次幽州之战,所谓的“平戎万全阵”屡遭重创,千疮百孔,赵光义自觉颜面无光,他本人对自己的发明相当满意,甚至不厌其烦地对每个基层单位都作了具体规定,“十人为列、面面相向”,连最后一点临机制变的权力也给剥夺了。在这套“叮咛详密、授以成算”的指挥体制下,宋军焉得不败。两宋终其一朝在军事指挥上始终存在将从中御的问题!《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将从中御”从来就是兵家大忌。所谓将从中御,就是指最高统治者(君主)对率军出征的前敌将领,不给以机断行事的指挥全权,事事必须禀承皇帝或朝廷的旨意行动。出征的将帅事事禀报皇帝,请示朝廷,怎么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而当机立断地去夺取胜利呢?其结果只能按照出征前君王的指示,墨守成规,被动挨打,招致失败。
再看那些文职出身的统帅。我国历来欣赏所谓“儒帅”治军,在别的王朝如秦汉隋唐读书人打胜仗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在两宋书生打胜仗的只有一个南宋的虞允文,其余都是败仗。这就说明了书本知识不能解决一切,书生掌兵靠看几本兵书就能包打天下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大宋到了徽宗、钦宗时,军队的换防制度已经使大宋的军队出现了将不知兵,兵不之战的局面。当时宋朝军队的将领多是膏粱子弟,贪生怕死之辈!兵镇教习之法日废。 在宋朝第二天打仗头天晚上才看孙子兵法这种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平时文恬武嬉要打仗了头天才开始训练擦枪是宋军的普遍现象!这种军队上了战场基本上是送死!宋代教育昌明,虽开设有武举,并办有武学。可完全没有选拔出堪为国家干臣的将帅之材。而那些文人,多数除了好为党争而不负责任,不切实际故作清流,专以文章斗其议论,在军事上的成就乏善可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是做几篇《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那样的殿试文章就能搞定了的(太平兴国三年的殿试题目)。我们可以看到,历任西北边防的军政长官,夏竦、范雍输了换韩琦、范仲淹,韩琦、范仲淹输了换陈执中、王沿和庞籍........屡战屡败,十出九败,无一例外的都是书生掌兵。范雍是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徒,他的继任夏竦,除了庸懦寡谋之外,还加上喜好声色和贪图享乐。至于那三战三将,更不足道哉了。只出了一个狄青,还被韩琦、文彦博所压迫,更被仁宗皇帝所猜忌。于是,“惊疑终日”,不久便“病作而卒”了。如此结果,必然造成武臣普遍不敢以国事、军事为重,严重地挫伤了国防军事力量。宋人重文,文人统兵,何尝不败呀。 哎,可悲,可叹。
宋朝徽宗、钦宗时期,军队的战斗力基本上全无,当时北宋全国军队已经达到160万人,但都是虚有其表的花架子!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1、宋庭不修战备,这个现象由来已久,在徽钦宗朝以前早已经不是怪事了 ;2 、奸臣佞相对军队的现实状况从不如实相报,每到大宋军队战败,奸臣佞相必将战报压下,致使徽钦皇帝不能对军队的战斗力有个正确的认识,就更不必谈及解决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了。在金国军队向大宋都城开封进发的时候,大宋宣抚副使折彦质统兵十二万沿黄河驻防,李回也统兵一万沿黄河准备随时支援,相信如果能长久守卫于此,金国军队是绝对不可能渡过黄河的,更不必说能围攻开封,灭亡北宋了。但就是这十二万大宋正规军队,居然连金国军队面都没看见,仅仅被金军所敲的一夜战鼓(其实也不是金兵敲的而是金军绑在树上的羊敲的),吓得屁滚尿流,全军溃败!大宋宣抚副使折彦质望风逃窜。李回部一万多军队,双拳难敌四虎,遂跟随进行了后撤。而知河阳燕英,西京留守王襄竟做的更彻底,直接弃城而逃,大宋的都城开封门户洞开。。。。。。
开封保卫战后,以主张武力抗金的大臣遭到打压。大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贬出朝,京城保卫战的李纲亦遭贬;而主和派的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礼部尚书陈过庭,开封府尹聂昌,御史中丞李回,却得以高升。他们积极实行议和政策,以不抵抗为目标,他们在金军即将包围开封之际,提出了丧权辱朝的割让三镇军事要地太原,河间,中山给金国,作为议和的条件,同时为了表示所谓议和的诚心,为了所谓的节约京城粮草,为了所谓的十万大军补给不好解决,居然令耿唐十万勤王之军原地返回,致使开封防务空虚,成为了一座与外界断绝的孤城!腐儒治国,误民误国!!!三千被俘的大臣只有礼部侍郎李若水一人为国殉难!可见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多么的失败、愚蠢!最后南宋能够长期不到还是武将如岳飞、韩世忠、吴阶等人的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南宋最后还是被文臣所卖如:秦桧、贾似道等人! 可见宋朝是被一群文人、书生给出卖的!
再看士兵的待遇。在许多国家,从军都被认为是英雄之举,军人的地位很高。但在中国,长久以来却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民间的一般共识。我们中国本是有“尚武”精神传统的,孔夫子的那个时代,驾战车、弯强弓算是“六艺”之中顶紧要的。遥想当年秦帝国五百万的国民,有一百万是军队,无论是否好男儿,都是当兵的,在秦帝国如果谁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话,估计要被打残。在强汉盛唐打的强大的匈奴、突厥丧魂落魄,匈奴和突厥甚至举国被汉唐所灭,匈奴、突厥就是被大汉和盛唐赶到欧洲去了!而到了宋代,尚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话就是产生于北宋并流行近千年之久。吃粮当兵的,更要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遭受极端歧视。首先要在脸上刺字,这是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留下来的恶习,以前这是为了防止士兵逃亡,便于捉捕,但到了宋代这制度却一直没有废除。要知道脸上刺字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乃是出自上古五刑之中的“黥”。只有罪犯才会被在面额上刺字染墨,而为受刑人的终生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具体刑,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水浒传》中无数好汉在犯了事之后都遭到过,但士兵并非罪犯,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如此侮辱,怎能让人有从军的勇气。除此之外,宋代军队因为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时谓之“回易”),所以许多贪婪的将领更经常役使士兵去做这些事情,挥来使去,令他们疲惫不堪。那时当兵真如同做牛做马一样,非但被当作无偿的奴隶来看待,而且更是受尽凌虐,最后连一份微薄的军饷都要被那些将军给盘剥。如此种种,叫人又如何能有从军当兵的愿望,即便被逼无奈当了兵,又怎能有意愿和战斗力来保卫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地主。终宋之世,士兵哗变不止便是例证。宋代军事的腐朽无能,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总根子了。还有,宋朝对军人的法制最苛刻,兵士犯法所受惩罚是普通人的数倍,所以许多人不愿入伍。即使入伍的也不会为国卖命。
宋朝就靠这样的军队,不仅恢复汉唐盛业的理想成为泡影,而且连保家卫国也几乎不能。宋与辽、夏、金、元的战争,往往是败多胜少,只有以“岁币”去换得屈辱的和平。结果,“岁币”又增加了财政困难,如此连锁反应便造成积贫积弱的积重难返。
在残酷竞争的世界,武功与文治是一个孪生体。国家对武功建设的思路和手段的调整,文治迟早会作出相应的反映。不论武功与文治方略调整孰先孰后,文治依赖于武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与自己的敌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有敌人,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因为有敌人,产生了前进的动力;因为有敌人,就有了追赶的对象。
敢有敌人,不是为了主动拥有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竞争存在,优胜劣汰是亘古不变定律。一个民族要生存发展下去,必须有敌情意识,并且不断培育善于战斗的勇气和禀性,否则经济与文化无以依附。一个民族保家卫国的军事才能,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生存之本。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千年过去了,大宋王朝风花雪月的岁月残废了,没有底力的繁荣早已蒸腾为覆灭的哀曲,不敢有敌人的王朝心理正躺在历史的教科书里呻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