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浙江大学）

    物价说涨就涨，即便“疑似”偏低的官方CPI数据也连创了新高，颇令某些“财经人士”尴尬，因为他们的预期一次次落空了。早几个月前当物价“逾三近四”的时候，这帮人就曾预言说，“下月指数将回落”；两个月前当CPI“逾四望五”的时候，“主流预期”也说，“下月会触顶回落的”。这一次当CPI“超六望七”的时候，主流们的腔调似乎变了，鲜有预测下月逆转的，有的倒是“翘尾”说。说受上年物价基数“翘尾”（抑或“垂尾”？）因素影响，下月数据还会升！言下之意，是实际的物价不会涨的。何以物价连创新高，何以权威预测连连失言？原因很简单，就在于无视此次通货膨胀形成的真正原因，简单地拿西方理论去套，去预测，自然是搞不准的。

    早先我曾说过，此次通胀主要是由扩展性财政政策引出的，是“计划病”与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对接”的产物。何为“计划病”？说明白点就是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通过政府部门运作，形成一个“三大”链条：政府“大把”花钱，基本建设“大铺”摊子，引出银行“大发”票子。票子发多了，物价自然要涨！“计划病”的根子在体制方面，可归结为未完成的制度改革，一遇到合适的气候便复发。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则促成了一种刺激政策依赖症。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下，依赖症由两方面的因素培育与强化：一方面是财政口近乎无节制地支出。先是“四万亿”引出的各级政府竞相加码支出潮，接着是“十二五”开局竞上项目潮，与这些“大路开支”同步增长的则是“三公”消费。这些都在刺激着财政花钱的胃口。另一方面，高于GDP两三倍增速的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意味着政府财源很广，有钱可花。因而实施宽松财政政策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财政收支双双“软约束”的体制，外加财政收入多多益善的主流意识，花钱的摊子一旦铺开，要想紧缩也很难！恰是政府花钱，推动着物价攀升。

    任何情形的通货膨胀都可解释为货币超量供应，这是货币主义的逻辑。但在中国情景下，这个逻辑也不尽然，“中国情景”在两个方面的机制最为独特：一个是超量货币进入市场的机制；另一个是公营部门花钱的价格效应。

    私有制根深蒂固的一般市场经济体，超量货币供应者虽为货币当局或财政当局，但花费的主渠道无一例外地是私人及私营部门，后者以效率与收益为生存之本。宽松的财政政策多半以针对家庭及私企的免税、贷款或补贴等形式，首先进入的是私营机构和工薪阶层家庭，政府机构本身无权自行支配这些货币流的。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要数“后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救助汽车业的做法了：虽然数百亿美元的救助款是由财政口“支借”出去的，但花钱的机构却是私营的汽车业巨头。后者把重组与效率提升视为重生的机会。中国的情形则不同，政府既是扩张性财政支出的主使者，也是扩张性支出的行使者，扩展性财政支出去的货币首先流入的是各种公营部门。二者的不同引出的一大结果，无疑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一般地来看，公营部门花钱的价格效应与私营部门和家庭明显不同，前者的讨价还价意识远小于后者，因此有一种向上推动价格的倾向。略有些中国市场“暗流”常识，外加反贪部门时不时“爆料”的素材者，便不难悟出一种现象：有些机构有些部门，花公款一点也不心疼！拿公款去采购，跟对手“砍价”缺乏足够的激励因素，若有潜在“回扣”与回报，则往往滋生腐败，买方不但不去尽力砍价，反而可能暗地里去加价，把价格往上推！这方面的案例在网上随手可以搜来！即使没有腐败，也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和足够的讨价激励因素。这个机制最活灵活现的表现，可以到一些高档酒店去暗访去观察。高档酒店的主流客人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签单客”，一类是“刷卡族”。前一类以花公款者居多，后一类公私皆有。但凡公款接待消费，往往先不去管价格，只问档次！这和送礼一样，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这里追求的是价格而非价值！

    无论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的“反滞涨史”还是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的反通胀“简史”都表明，对付刺激性财政政策引出的通膨的最有效方法，是紧缩财政而非紧缩货币。说明白点就是须诉诸紧缩财政才能奏效。我以为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情景下，还须加上一条，这便是硬化财政收支约束机制，治理“三公消费”。就这个意义来看，近期中央关于治理“三公消费”的举措，露出了些许希望的曙光。

（201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