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8岁高龄的王德懿老人正在讲述往事。见习记者 谢智强 摄

　　 王德懿老人当年上大学时与同学合影。见习记者 谢智强 翻拍

　　人物简介

　　王德懿，1917年出生在南岸区王家沱一个大户人家，其高曾祖父王信文在清道光年间以盐商创业，组建了享誉川东的“万茂正”盐号。

　　1936年起，她在5年间先后就读过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国立交通大学。解放后，王德懿曾在川康银行、西南贸易部等单位工作，1976年从重庆市商委退休。

　　战争的硝烟，弥漫在她的青春时光。王德懿的校园生活，是在不停的逃亡与救国的激情中度过——5年间，这位重庆少女在颠沛流离中先后进入4所当时的名牌大学求学。

　　8月初，当记者来到王德懿位于南坪某小区的家里采访时，这位98岁的老人说，如今回首看那青葱岁月，可谓“战地黄花分外香”。以下是她的回忆实录。

　　上海交大唯一来自西部的女生

　　1936年夏，我从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铁道管理系。

　　记得当时上海交大全校女生还不到30人，我是唯一一位来自西部地区的女生。著名学者钟伟臣当时任学院院长，在我报到时他曾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一个内地妙龄女子，千里迢迢来交大求学，实属不易，望能学成报国。”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黄浦江边的校园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重大开设“特别班”接纳流亡学生

　　1937年夏末，我含泪告别上海交大，带着国仇家恨，回到了重庆。

　　正当我忧心学业时，重庆大学放出消息，以开设“特别班”的方式接纳流亡学生借读。当年秋天，我荣幸地成为重大新开设的商学院首届学生。

　　记得那时重大的男生宿舍在文字斋，女生宿舍在饶家院。清晨，我们随哨声起床，集合在大操场参加晨练。黄昏，我们便漫步在理工学院旁沿江的小路上，议论前方战况，偶闻东北同学的悲歌低吟，心中也会禁不住平添几分酸楚。

　　沙坪坝作为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三坝”之一，每到夜晚，同学们仍然挑灯夜读，点燃了抗战时期陪都八景中的“沙坪学灯”。

　　周末或节假日，我和同学们总会三五成群地跨出校门，去领略沙坪坝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

　　在中央政治大学读了5个月

　　1938年，前方战况愈演愈烈，沦陷区的学校被迫停课，大量往云、贵、川等大后方迁移，中央政治大学也由南京迁到重庆。

　　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央政治大学要招考的消息，出于当时“武黄埔，文政治”的名声，也慕名报考，没想到中榜了。

　　学校实行战时教育，即所谓的军事化管理和生活上的“供给制”。简单来说，就是学校在战乱时期不仅包揽学生的吃穿住行，每月还要补贴七八块零用钱。这个补贴相当于当时学徒工人的半个月工资。

　　5个月后，我得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即现在北京交大和西南交大前身）迁到了贵州，怀揣着“实业梦”的我，又萌生了前往求学的念头。

　　1938年冬天，我终于搭上了一辆运山货到贵州的“老牛车”—— 一种旧式货车。那个年代，仍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老牛车”在崎岖泥泞的道路上颠簸了四天四夜后，总算平安抵达唐山交大所在的贵州山区平越。

　　唐山交大在贵州山区的孔庙办学

　　平越县城很小，南北长仅一公里，东西不过半公里。唐山交大迁来后，没有适当的校舍，就利用县城孔庙作为学校，旧时的考棚，则作为学生宿舍。

　　同学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外围组织“民先”的领导下，组建了学生会、读书会、漫画学会、宣传队、歌咏队，并成立了越光社、山城社等进步社团，创办了《越光周报》、《大家看》、《呼声》等壁报刊物。

　　那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施日以继夜的轰炸。时任唐山交大院长的茅以升经常往来于黔渝之间，常常给师生带来有关重庆抗战的最新消息。

　　1939年5月的一天，茅以升带回一个重磅消息——重庆遭遇日军“五·三”、“五·四”大轰炸侵袭，重庆市中心的大火连烧了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约20万人无家可归……我和几位重庆籍的学生当时都懵了。

　　1940年夏，大轰炸的恐怖阴霾仍然笼罩在整个重庆的上空。我暑假回家后，不幸病倒了——发高烧，还不停拉肚子，更要命的是湿毒令我腿脚生脓疮而且溃烂。后来，父亲好不容易托关系买到特效药“奎灵”，才让我逃过一劫。

　　1941年，从唐山交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交通部工作，为重庆大轰炸下的物资调配、车辆运输等做了不少工作。（记者 杨晨 夏婧 实习生 廖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