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吴玉章同志的关怀和许涤新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与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黄墨涵、徐崇林等同志一起参加组织民主建国会活动。 
　　抗战期间，上海、南京、江浙沿海等地的大批工厂内迁重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工商业政策影响下，重庆先后成立了几个爱国的民族工商业团体，其中较大的有三个：“迁川工厂联合会”，由颜耀秋、胡厥文、李烛尘、吴羹梅、吴蕴初等负责；“西南实业协会”，由卢作孚、何北衡、黄墨涵、鄢公复等人负责；“中小工厂联合会”，由罗叔章、徐崇林、田钟灵、彭友今、李学民等人负责。这些组织的一些主要成员和工商有关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杨卫玉、孙起孟、贾观仁等，以及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施复亮、刘丙吉、许廷星、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漆琪生等进步知识分子一起，为争取民族工商业生存，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而共同斗争。在斗争中先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战斗友谊。一九四二年，先父经黄炎培、杨卫玉的介绍，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周勖成、温仲六等结为密友。一九四五年七月上旬，黄炎培、冷遹等人访延安返渝后，即与父亲和工商界人士先后多次磋商，决心组织政团，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陪同下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民主建国会筹备工作已正式开始。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八月三十日，毛主席假重庆“桂园”会见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参政员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同志又宴请重庆各界知名人士，交换团结建国的意见，父亲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应邀赴宴，席间周恩来同志作了重要的讲话。之后，南方局还举办了几次座谈会和茶话会，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坚定了争取民主、和平、救国的信念，加快了民建筹组工作的步伐。后由黄炎培等邀请有代表性的人士参加座谈会，先后分别在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府上和华康银行等地举行了二十余次筹备座谈会。胡子昂同志曾参加过筹备会，由于当时客观原因和处境不便以民建身份公开出面活动，经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同志研究，由我父亲代表。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起草了章程、政纲、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明确了民建会的奋斗目标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发展民族工商业，建立新中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农业大厦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共一百三十四人。会上黄炎培代表知识分子，胡厥文代表实业界，黄墨涵代表金融界，被推为主席团。通过了《成立宣言》、《组织大纲》、《章程》，选出了总会理事三十七人，监事十九人。父亲被选为总会理事，后兼总会财务组副主任（黄墨涵为主任）。《新华日报》、《大公报》均以重要消息发表。 
　　在父亲被选为总会理事兼总会财务组副主任期间，曾与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黄墨涵一同积极筹集会务活动经费。当总会刊物《平民周刊》经费拮据时，曾由黄炎培、李组绅、李烛尘、黄墨涵、鄢公复五人具名，假聚兴诚银行宴请金融界人士。应邀参加的有杨季谦、李维诚、宁芷顿、范崇实、蔡鹤年等，为《平民周刊》出版的费用当场募款，使该刊得以继续出刊，先后出版了四期。一九四六年四月总分迁上海后停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总会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筹备民主建国会重庆分会，并指定章乃器、杨卫玉、徐崇林、鄢公复、田钟灵、赵一明、董幼娴、辛德培、温仲六等九人为筹备委员，鄢公复、章乃器、杨卫玉为召集人。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重庆分会在西南实业大厦开会，会上推定了李学民、田钟灵、辛德培、刘昆水、冯克熙、赵友农、彭友今、鄢宝璋等二十九人为理事。一九四六年四月，总会迁上海前，成立了“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留川的总会理事都为指导员，并推黄墨涵、鄢公复、徐崇林、黄次咸为常务指导员，负责指导重庆分会工作。为解决重庆分会的活动经费问题，曾采取“打会”的办法，由父亲与其他几位留渝的总会理事，各出二十块银元，还由市分会理事自认一部分，共凑足二百银元，交黄墨涵存款取息，用于开展会务；又利用会员黄相朝任“青年会”电影院经理之便，在每次换映新片时，捐赠电影票一、二百张，由会员分别包销，作为会费收入。 
　　先父不仅对民建重庆分会的会务开展和经费筹集煞费苦心，而且还热心帮助其他从事民主运动的同志和青年革命组织。当时直接受到经费支援的“中国青年民主社，（简称“青民社”）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秘密组织，由胡克林发起，联系全国各大学，约三、四百名有进步思想的学生组成，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都起过积极作用，其中有的人被国民党关在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后光荣牺牲。一九四五年前后，“青民社”部分成员公开参加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工作。一九四六年，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由胡克林、冯克熙等社友负责，经费非常困难，求助于我的父亲，经我父亲征得胡子昂同志的同意，由华康银行（胡子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鄢公复任协理）大力支援。民革朱蕴山同志为避免受特务骚扰的麻烦，曾在“青民社”开办的“华尔行百货商店”（掩护革命同志的处所）达半年之久，朱老与海外人士联系的经费无着时，也是我父亲设法在“华康银行”拨款每月馈赠200块银元。民盟的邓初民同志有时需要活动经费时，由胡克林出面商请我父亲拨款资助，对民主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获得社会人士的好评。 

（二）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就蒋介石被迫接受东北停战一事发表公报，重庆各界人士受到极大鼓舞。为了促进和平，反对内战，此时我父密晤吴玉章同志，商讨如何把暂时停战转变为长期和平问题。吴玉老传达延安的意见：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和平。和平力量多争取一分，革命胜利就多一分保证。”我父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联络各界人士，发起了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签名运动。在黄墨涵、邓初民、鄢公复、徐崇林、王卓然、周谷城等的倡导下，几天之内，从中小工厂到较大的金融实业界人士签名的多达四千二百七十余人，并宣布成立了“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为进一步扩大影响，还与黄墨涵、李学民一道去长安寺动员佛教徒为和平祈祷。寺院长老深明大义，慨然允诺，于六月中旬，长安寺佛教徒为祈祷和平斋戒颂经举行了“重庆佛教同仁祈祷和平法会”三天，会毕举行和平游行。我父随着穿法衣的僧众，高举“祈祷和平”、“勿再发生战争”的横幅标语，手敲木鱼，口诵经文，从小十字街经会仙桥，到“记功碑”，（即解放碑）绕行一周，轰动整个山城。会后，“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发出通电，推派鄢公复、黄墨涵、王卓然、徐崇林、黄次咸五人为和平使者，准备去南京请愿，争取长期和平，后因重庆当局阻挠，未能成行。这次和平运动声势浩大，取得积极成果，得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在《重庆工作的回忆》一文中说：“这个运动对我们有利，也是适合群众要求的。实业界、银行界都参加，而且由他们自己搞签名，都很认真。发给蒋介石和毛主席的是同样的一个电报，表示不偏袒，当时做得对的，所有教会都动员起来了……这次运动是成功的，和上海的和平运动及下关惨案（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十万人示威）配合起来了。反蒋反内战的空气澎湃全国各地，逼得蒋介石不得不下停战令，并二次延期”。（见《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正当和平运动深入蓬勃推进之际，蒋介石悍然进行了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遇害，十五日闻一多先生又惨遭枪杀。我父闻讯，十分悲愤。他在公开讲话时，多次重复闻一多先生生前的两句话；“为民生哪怕牺牲，为和平何惧流血！”他预感斗争更加艰险，在我弟宝潜日记中批示：“我儿天资不恶，小则赡养老母，扶持弟妹，大则立德、立功，为人民服务。”示意自己为人民民主事业已作好牺牲准备。 
　　一九四六年八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被特务迫害，患脑溢血逝世，白色恐怖笼罩山城，父亲毫无畏惧，为隆重纪念陶行知先生而奔走，与黄墨涵同志等，在中共驻渝办事处的关注和支持下，于九月二十三日在沧白堂举办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追悼会》，由民建重庆分会布置会场。会场庄严肃穆，气氛十分隆重。两幅挽联正气昭然，正联“师表传万世，哲人流千古”，横额为：“一代宗师”。副联：“做学并重，树五十年代教范；行知合一，为四亿人民导师”。横额“爱满天下”。（见当时重庆《新民报》）。参加的有数百人，吴玉章同志出席并致词。学生的悼歌，词意凄切，激动人心。这次追悼会既是悼念死者，又是公开声讨反动派罪行的大会。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奉命逐步撤退，特务横行，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被捕入狱，为此，张澜同志飞抵重庆，为营救爱国人士奔走。十月二十五日，民建重庆分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欢迎张澜同志大会，会上吴玉章同志详述了张澜同志的生平和他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奋斗的经历。父亲也在会上代表民建会发言，重申民建会的主张：政治必须民主，经济必须自由，外交必须独立，内战必须停止。借机再一次呼吁停止内战，给蒋介石政权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一九四七年三月，吴玉章同志随中共驻渝办事处撤退延安时，托人一再转告父亲：“注意安全，两三年后当再相见。” 

（三）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对内加强法西斯专政独裁，对外出卖民族利益，人民进一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和平、民主、建国与内战、独裁、卖国两种截然相反势力的斗争更加尖锐突出，人民反战、反迫害、反饥饿、争和平、争民主、争温饱的斗争持续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和二日，国民党特务、军警对进步学生、进步新闻记者、民主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制造了举世罕见的“六一大逮捕”。 
　　我父亲是在六月一日被捕的。这一天上午，一辆中型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华康银行总行门口，特务、警察迅速封锁了银行进出口。为首的特务蛮横地说：“现在银行暂时停止营业，存款的、取款的都给我停下来，哪个敢违抗，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啦！”话一说完，就手一挥，直奔总经理室，看见我父亲就盯着问：“你是鄢公复先生吧！”我父亲早有思想准备，无所畏惧。特务还举枪威胁，要父亲交出赵友农，时赵友农正外出，父亲机警地答称没有赵友农，特务查行员名册中又只有赵国恩而无赵友农（赵国恩是赵友农的学名），因此特务暴跳如雷，大声吼道：“你鄢公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掩护他人？！”气势汹汹地将父亲拥上吉普车，挟持而去。父亲被捕后，胡子昂同志多方营救，月余始获释，但仍在特务监视之中，他坦然对人说：“为了正义，没有什么可怕的！” 
　　父亲出狱后，并没有因为特务监视而停止活动，一九四八年，父亲又与杨杰（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遭暗杀）、鲜英、黄墨涵、潘大逵、黎又霖（中共地下党员、牺牲于白公馆）、徐崇林、甘祠森同志等，以聚餐方式不时聚会，交换对战争形势的消息和研究保存民主实力，继续战斗，以迎接解放。 
　　“天快亮将黑一头”，这是父亲那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一九四九年四月，重庆爆发了“四二一”学生运动，全市戒严，我四妹宝瑶掩护一学生代表（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来我家，父亲问明原由，对自己的子女参与进步活动非常欣喜，即取出自己珍藏的《列宁主义问题》、《论联合政府》两本书给宝瑶，勉励她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年六月间，胡子昂同志秘密离开重庆，经广州去香港，转赴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父亲见此情况，预感反动派必然狗急跳墙，必然会加紧对自己的迫害，因此把进步书籍和有关信札以及近年来的日记本交我们分头转移保管（遗憾的是父亲的日记本在临解放前白色恐怖下，辗转转移而遗失），并对家务和银行工作作了必要的安排。十月初，父亲得到中共地下党的通知，要他立即离家暂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父亲只好由四弟宝惠陪同秘密离渝。不两天，军统西南特务头子徐远举、李修凯签发密令逮捕我父亲，（重庆解放后，这个密令曾在“美蒋罪行展览会”中陈列）。幸而父亲早有准备才免遭毒手，但特务并不罢休，将我家和华康银行搜查封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父亲闻讯，即由铜梁县兼程返渝，于十二月七日抵家。十二月八日，中共西南局指示我父与徐崇林等同志积极展开民建重庆分会会务活动。我是原分会的理事，和父亲一同参加工作。在此期间，父亲先后与中共西南局、军管会负责同志会晤，十二月十四日刘伯承司令员约我父亲翌日谈话，回家之后，父亲异常兴奋，准备翌日谈话资料，彻夜未眠。由于特务追捕，转辗城市与乡村之间，高血压症没有条件及时治疗，以致于十五日晨，突然患脑溢血逝世。十六日，党政领导同志均亲来我家吊唁。《大公报》发表了消息，《新民报》著文介绍父亲参加民主运动事迹。治丧之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重庆军管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民建会重庆分会的挽联是：“恨蒋匪贼帮丧我贤明领袖，望民主志士继公艰苦精神”。父亲生前好友铜梁县的名中医陈源生的挽联是：“解放前三天，曾烹茗谈心，闲话巴山呼正义；阔别十日后，突闻噩扼腕，归来重庆吊先生。”上述挽联表达了父亲生前友好的无限哀思。 
　　我父亲死时才五十七岁，正是有为之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一家都非常关怀。 
　　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政委与刘伯承司令员一行，亲至先父故居——重庆市郊石桥铺六店子鄢家花园看望我们一家，问寒问暖十分亲切，西南监委负责人吕一峰同志对我们说：“你父亲是我们的好朋友”。刘、邓两位领导看见我家庭院前的两棵高大茂盛的桂花树感叹地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不容易啊！”他们返回堂屋，在先父遗像前，对先父的死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可惜！死得太早了！”临行前，还留下西南军委政员会的地址，亲切地对我们说，有困难时去找他们。 
　　父亲死后，留下我们兄弟姊妹九人，除我已工作而外，其余都在上学，还留下我的继母李如松，也无工作。承蒙中共西南局和西南统战部彭友今同志的关怀与帮助，弟妹等均先后安排了工作，参加了革命。党的领导与关怀使我们感恩不尽，永世难忘！先父的遗愿促使我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