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Coldplay在千禧年推出的单曲“Don’t Panic”中借用了《银河系漫游指南》封面的这句话，试图为这个星球上向着下个世纪张望的不安人群带来心灵的慰藉。

这本科幻界的圣经同样也是埃隆•马斯克的救赎。他在刚刚成功发射的 Falcon Heavy火箭外悬挂了自己制造的红色特斯拉跑车，驾驶舱显示屏上工整地留下了同样的字样——“Don’t Panic”，向着宇宙深处遥不可及的远方谦虚地致敬。这一安排浪漫而天真，人们满怀兴奋地眺望着Space X的伟大梦想越过天际，逐渐远去变成圆点，深邃的星空令人发梦。

然而烟花易冷、美丽易谢，伟大繁盛之物往往稍纵即逝。Coldplay在另一首单曲“Scientist”中将这一道理讲的简单而明白——“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未有机会体验“协和号”客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加速感。同样是在千禧年，戴高乐机场的空难永远地结束了这架唯一的超音速客机的历史使命。当我们在近年为乘坐空客320和波音787而欢喜不已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诞生于1965年的超音速技术就已经把飞机设计地如此富于美感，不会知道伦敦飞抵纽约仅需要2小时52分钟，无法想象6万英尺高空那抹奇异的颜色。

几近相同的道理。当今天火箭上搭载的特斯拉跑车带给我们童话般的梦幻质感，我们不会觉察到历史也可能其实是在悄然退步。半个世纪以前，那上面所附着的是阿波罗11号载人太空舱和此后一架架的航天飞船。2011年最后一次航天飞机发射之后，美国主动退出了重型火箭领域，每年需要向俄罗斯缴纳上亿美元的载人火箭费用才能把自己的航空员送入国际空间站。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在NASA不无沉痛地忆及这段往事，“我们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将人类及其太空梦想再次送出地球轨道的能力”。

航天

探索太空不再是政府的专属

阿胡贾：猎鹰重型火箭的成功发射，不仅使太空探索具备了商业可行性，也让这项事业不再是政府的专属。

这是科技领域的历史主义幻象，那个本应不断攀登的制高点很可能不在明天，而是在昨天。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然失去了向宇宙深处继续探逐的根本欲望，军事卫星数量到达顶点，GPS星座陆续开始建设；克林顿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搞起了安抚与合作，与俄罗斯成立了的欧洲航空局，向日本输送航天技术；小布什政府直接宣布将战略意义更重的近地空间全面让给商业航天，Space X、Bigelow，Blue Origin因以先后起步。在冷战结束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没有再向着太空发梦。2004年小布什政府的“星座计划”、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猎捕小行星计划”、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重返月球计划”，“灯塔国”对于外太空的竞逐从月球移至小行星，最终又回落到月球，又一个十余年过去，现在连运载火箭的重任都交给了商业公司，在NASA成立60周年之际，火星看起来比过去更加遥远。

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这个星球上的发梦精神受到了阻遏：

战争的结束是这一切的结构性背景，和平与平庸向来是同一状态的两面。所谓“做小生意需要朋友，成大事业要有敌人”，整个1990年代，世界沉浸在一抹久违的舒缓氛围里，大国军备竞赛带来那种压迫感一时间消散殆尽。“霍布斯状态”曾经使得这个世界漫溢着竞争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带来了浩劫，但同时也极大地撩拨了人类的想象力。因由这种想象力，德国的V2火箭之父沃纳•冯•布劳恩可以免除于任何战争罪责，转身成为土星5号运载火箭之父，一手促成阿波罗11号的人类奇迹。因由这种想象力，美苏两国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惜举倾国之力维系一场横亘于所有角落的军备竞赛，从核武器到核防御、从喷气发动机到隐性轰炸机、从地球到太空，不断透支着人类的创造极限。冷战结束以后，“灯塔国”不再发梦，在民主制度和选票政治面前，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政治领袖们纷纷将理想化约为口号，为朝令夕改的政策寻找托辞。

国家的高福利化成为科技发展的另一个掣肘。由于社会保障的强化、移民人口的暴增、网络时代的媒介压力，人命变得更为值钱，无论威权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高福利成为政府维系合法性的必然出路，而这挤占了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2013年，当奥巴马宣布“猎捕小行星计划”之时，他为这项长达十年的总体规划提出了26.5亿美元的投资，当年的启动资金仅仅为1亿美元；同年，奥巴马医保支出近3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而在阿波罗计划蓬勃开展的十年间，NASA总共投入了254亿美元，折算至当前相当于2060亿美元，单个项目预算一度占到了联邦总财政预算的4.5%。然而在2017年，NASA只能抢得195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占联邦总预算比例已经下降至0.47%。然而即便是这一数字，也已经是全球剩余国家航空预算总和的两倍以上，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多年来只能维持在10亿美元左右的预算。钱是决定科技发展的绝对标尺，“协和号”客机之所以永远地离开了历史，核心原因就是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暴增，仅仅是在跑道上滑行的一段距离就抵得上一量普通轿车半年的耗油量。这一数字最终令英航和法航望而却步，他们都已经是逝去许久的帝国，不需要承担这种发梦的责任。

最后，全球性公共议题尚未准备好为科技发展预留空间。近年来气候变化、灾害治理、贫困问题一直占据着国际社会的公共话语霸权，公共议题愈发为各国的国内政治需要所绑挟。在确保各项议题政治正确的同时，有关人类更高更快更远的很多根本的命运问题被束之高阁，缺乏应有的好奇和担忧。外太空、外星人逐渐退化为只有科学家和科幻爱好者才会感兴趣的课题，政府往往懒于顾及，在遮遮掩掩之间将很多陈年旧事有意无意地翻来翻去。

在这样的意义下，Space X的成功发射令人快乐，尽管大约是一种好莱坞式文化建构而出的快乐，但同时也的确是一种因发梦而来的理想主义般的快乐。

美国对于私有部门权利的保护和重视是这一切的基础。在Space X以前，马斯克在Paybal和特斯拉上已经取得了成功，他所先后挑战的是传统的银行支付手段、各大汽车和油气公司、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军工复合体，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马斯克成功抢食了市场，逼得汽车业整体向新能源转型，逼得NASA回过头来向Space X索要订单。他在政坛也能够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加州民主党人是他稳定的后院，共和党大佬约翰•麦凯恩也多次为其站台。在任何领域，美国的独立中小企业是能够凭借自身实力寻得立足之地的。2008年以来的页岩油气革命，最开始在不同油田精耕细作打拼出来的几乎全部是当地的中小石油公司，在他们以下是无数的渴望提供钻井、运输和其它油气服务的小微企业，再以下是不计其数的土地掮客、基金交易员和银行贷款人，这些人共同构筑了一个完全竞争、充分释放活力的产业市场，一切就绪之后，只待大型油气公司通过一场收购注入充分的现金流，压裂车转而吼声震天，油气从页岩缝隙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现在这一场景正在航天领域重现，正如电影《教父》在一开场，意大利商人的那句致谢——“I believe in America, America has made my fortune.”美国的私人企业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成为这个星球的梦工厂。

其次，美利坚文化深处的清教属性拥有一种先天的救世主意识和改造旧世界的欲望。美国人民从一开始就深刻地相信自己和犹太人一样，也是上帝的选民。早在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应许之地”的途中，他们就将这次草莱初辟的旅程与摩西的出埃及记相提并论——“我们将如山颠之城，为万众瞻仰”。布尔斯廷在他的《美国人》三部曲的开篇即提到，“这以后三百年，没有人能够比他更好地表达美国的命运感”。2008年，当马斯克的第一代Falcon Heavy火箭连续三次失败后，他沮丧的承认“很多人认为我们做不到——很多人，真的。”然而在2016年的国际宇航大会上，马斯克满怀希冀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放弃这一伟大的梦想，他希望能够把一百万人带到火星上去，他认为他的火箭只需要30天就能够完成旅行，每次可以戴上100-200人，他保证那里会有餐厅、报告厅和电影院。这是标准的美利坚式的救世主义，是一幅充溢着野心与天真的美好梦想。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曾经谈及《银河系漫游指南》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意义，读了很多书试图找到人生的意义。”马斯克说，“就在那时，我读到了《银河系漫游指南》，它告诉我，疑问本身比答案更重要。若想接近问题的核心，我们就要探索宇宙，更好地理解宇宙”。在马斯克的精神世界深处，永远裹藏着一个深沉的太空梦，这一点像极了杰弗逊、威尔逊、罗斯福以来那些始终秉持着世界责任感的美国人。

最后，帝国的生成往往是在无意间因循了某种被注定的命运，而对于这种命运的捕捉需要一定的发梦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固守陆地权势，却始终无法战胜雅典领导的海洋同盟，是由于天才将领莱山德的擢升，才根本性地做出了创建海军的决定，并最终在羊河口一役成功击溃雅典，夺取了修昔底德所言“最伟大战争”的胜利。15世纪英法百年海战的失利使得英国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没有再升腾起染指大陆的权势欲望，但这客观上使得英国转向身后面向海洋，并在克伦威尔时期提出了革命性的海洋战略，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长达三个世纪的伟大辉煌。对于莱山德、克伦威尔们而言，帝国的缘起需要一定的运气和发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星球而言，世界政治的稳定状况和人类的生存现状远好于之前的几个世纪，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更需要一种罗曼蒂克般的发梦精神。某种程度上，科技进步才能改变人类的命途，一届又一届混沌的政治事务只会令我们的文明陷入周而复始的庸常。

Falcon Heavy成功的当天，马斯克显得格外兴奋。他在之前压制了自己的期望好久，不住地告诉大家仍然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最终的结果不错，只有一枚火箭助推器没能成功回收。这使得那份梦想近了很多，“最后，他会极端地接近火星，”马斯克说“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它可能落到火星上……极其渺茫的希望。”但恰恰是那一点点的希望，重新唤醒了人类对于彼岸探逐的幻想。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个星球本就应该有人在不断发梦，世界才因以美好。正如肯尼迪在半个世纪前为阿波罗计划所作的那篇伟大的演讲，“我们要去月球，不是因为它很简单，而是因为它很艰难”。

（注：作者王一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