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喜欢说，部分问题在于“对德国人而言，经济学仍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他的言下之意是，德国人的本能是责怪别人，而非解决问题——他接着又提醒人们，德语中“罪”和“债”是同一个词。

但这句妙语的真正点睛之处在于，德国人没错——经济学是（或者说应该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成功的政治人物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来经济增长。他们还需要为选民提供一种在道德上说得通的经济愿景——在这种愿景中，美德会得到回报，罪恶会受到惩罚。自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流政治人物已经丧失这一至关重要的能力。认为当前经济制度不公正的观点，助长了西方各国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正如蒙蒂的话所暗示的，经济学需要扎根于道德体系的观点并不新鲜。堪称史上最重要经济思想家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当年就是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的道德哲学教授。他的著名观点——为自身利益工作的个人，将为整体利益作出贡献——是由他的“道德情操论”支撑的。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追随者们走上街头革命，因为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在道德上优于资本主义——而非因为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一位道德哲学家，他撰写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从道德角度出发，驳斥了国家控制经济的体制。

在2008年的大冲击之前，西方中间派政治人物拿得出一套在道德上能够自圆其说的经济观念，这让他们赢得选举。坚持自由市场经济是为了奖励努力和成功，并让更多人获得机会。全球化（创建全球市场体系）被捍卫者称为一项道德工程，因为它涉及在世界各地消除不平等和贫困。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义者”（借用特朗普的术语）开始在道德上失据。银行纷纷得到救助而民众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这一事实冒犯了许多选民对自然正义的理解。当一个失败体制的最高层没有任何人被投入监狱，宣称“体制受到操纵”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政客就有了号召力。

特朗普税改（很可能在本周获得通过）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能否让选民相信，他正在帮助使这一体制更加公平。共和党辩称，新税制将奖励辛勤工作，并减轻国家负担。民主党人的回应是，新的税改将朝着有利于富人的方向进一步操纵体制。

眼下，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特朗普税改主要照顾富人。如果这种解释站稳脚跟，选民可能会告别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转投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左翼民粹主义。桑德斯和沃伦的竞选活动也利用了美国经济体制被操纵的感觉。他们格外关注代际不公正——这使得很多年轻选民背负着学生贷款的重担，而工作又不稳定。

这些观点不仅在美国引起共鸣，在西方各国都很盛行。在英国，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KIP)等退欧派扛起了右翼民粹主义的旗帜，而左翼民粹主义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控制了工党(Labour)。在法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和左翼民粹主义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今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总计得到了40%以上的选票。再加上其他边缘政党，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有大约50%的选民如今明显受到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政客的诱惑。

然而在德国，尽管难民危机带来了激进化的影响，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代表得到的选票仍然远低于25%。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归因于德国经济的成功。但这也是因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处理欧元危机时意识到，她必须考虑到普通选民的是非感。当时美国以及南欧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危机只能通过正式大规模注销希腊债务的方式解决。他们还指出，相比希腊退休者，德国的银行家对那场危机负有更大责任。但是默克尔知道，德国国内很多人认为，辛勤工作的德国人不应该被要求减记铺张浪费的希腊人的债务，这种观点太过强大，不宜正面对抗。她只有尊重关于努力和回报的基本理念，才能在解决欧元危机问题上取得进展。

整整一代的西方政客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克林顿的口号“笨蛋，关键在于经济”的影响。但在当今的政治中，“经济”不只关乎增长。它也关乎公正。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