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后，都是密集的会议期。第一个就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作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总能邀请到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参会。这几年，在论坛上印象比较深的有基辛格、扎克伯格、马云、蒂姆·库克等。今年，光美国前财长就来了三位，一众国际组织和大公司掌门人也扎堆出现。

读新闻系时学到一句道理，“Names Make News”，起码在这个维度上，论坛嘉宾让人几乎无从下手。

这次听会，索性来了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题。一天六位诺奖得主，在只容得下数十人的小会议室，每人半小时，到点铃响，换下一位。哪怕神往已久的阿马蒂亚·森，也要颤颤巍巍走下台去当观众。

一天信息量很大，但几乎每个人都谈了中国。不妨以此为主题，我尽量简短点，你们尽量耐心点。

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奖得主）：

关于这位老人，稍加几句备注。他开讲时，会场坐了不足1/3，与之前蒂姆·库克站满了人的场子比，的确寒酸。但他真是位活传奇。年轻时在梵语、数学、物理等学科间游弋，成年后专修经济，也没碍着他在哈佛既教经济学，又是法学院一员。

不但如此，老头一生都保持了印度国籍，似乎这样便可理直气壮为祖国发展出主意。就连他这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也是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起，足见家学渊源。

森的嘴巴看上去并不灵光，这源于他年轻时为治疗口腔癌而做的放疗，但一开口，便值得聆听。

亚当·斯密说，他认为好的经济发展要使得市场经济能正常运转，要使得国家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相关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尤其提到，免费的普遍的教育、减贫、医疗服务等，都是普遍的公共服务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让各利益相关方和各个机构都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而且能够提供相应的资金，使那些弱势人口得到相应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并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亚当·斯密提出他的理论之后， 我们得问一下，这些年经济和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方向？亚当·斯密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他一直在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这在18世纪提出时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核心就是公共服务。自18世纪以来，欧洲大规模提高了人们的读写能力，建立了很多公立的学校，也建了很多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这些都使得我们看到，教育和医疗不仅是为了人民的福利，也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这么多年的变化，也是通过政府出台政策而实现的，我们充分利用人才质量的提高实现了经济的发展。

亚洲也是这样。19世纪中期，日本教育发展之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不光日本，香港、新加坡也有同样的路径，通过国家或地区加强基础教育，实现了成功的发展。

在中国，这一策略也非常成功。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革命纲领即可看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教育更是迅速发展。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改革开放之前基础教育所做的工作，让人人享有教育。

中国的医疗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前全民享有医疗——哪怕是低水平的医疗——这样一种政策取向。现在中国已经建立全民医保，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和中国不断提升的健康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不断的攀升之间，是相互印证的。

（阿马蒂亚·森给侠客岛留言）

迈克尔·斯宾塞（2001年诺奖得主）：

有趣的是，论坛上不少美国嘉宾，甚至保尔森这种前财长，都给中国提供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攻略”……

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政府会做什么事。能够确定的是，至少特朗普总统不是一个多边主义者。一战、二战以来我们所熟悉的治理结构，特朗普都不认可。如果他能引入一些合理的政策，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诸如经济增长或通胀之类的问题，那也不错，但他真正能做什么呢？

中美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也更加复杂了。中美关系也许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可能有着不同的立场。中美两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处理好大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都有意义。

作为大国，我们打造了多边体系，就都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不光主张建立多边关系，还积极推动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的相互融合。另外，他还表达了中国希望积极推动多边关系的意愿，从而让其他所有国家从中受益。为了做到这一点，未来五年，中国的改革需要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确保美中关系有恰当的基础。现在美国出现了新领导人，我认为，保证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展望未来，下一个经济的巨人是印度，现在其经济增长率在5%以上，也就是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中印两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会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决定世界今后的面貌。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奖得主）：

在论坛上连续几年见到斯蒂格利茨。

这位知名经济学家，26岁时即被耶鲁聘为正教授；林毅夫总结说，他几乎对经济学每个领域都作出了贡献。2015年1月号的《名利场》杂志上，此君发表文章《中国的世纪》，认为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我想非常快速地介绍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当下的局面）。有一些基本原则可以遵循，虽然特朗普决定违反WTO的一些规则，但对中国来讲，还是有必要在国际规则的框架之内，以及中国自己的法律法规范围内行事。要去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要意识到贸易对各国都有好处。特朗普现在关注的只是双边，这个并不合理，但如果美国后退甚至是退出，那对中国来讲，也意味着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机会。

中国可以积极支持已有的国际组织、机构，来填补因美国不再那么积极而留下的一些空白。中国也应利用好现在的机会，去推动自己的议程，现在中国正在从出口转向内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其实可以被用来帮助中国的转型。

我们要着眼长远，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体系的缺点是非常短视，中国要制定出避免短视的规则。

中国要建立一些开放的体系，现在是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二十一世纪会和二战后的体系很不一样，特朗普的行动只会加剧这种变化，增加人们的紧迫感。今后的世界将更加多极化，我们要确保增长平稳，继续支持各国发展，以及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埃里克·马斯金（2007年诺奖得主）：

全球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影响非常大，我们有了更多的国际贸易、更多的国际生产。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运输成本下降，沟通成本和克服贸易障碍的成本也都下降。

全球化支持者做了很多承诺，承诺全球化可以带来繁荣，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效果非常好，中国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中国、印度两国人均GDP的巨大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球化。

但全球化还有另外一个承诺没有兑现，那就是减少贫富差距，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多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中国和印度也是很好的例子，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由于全球化而减少，反而增加了。

也许你会问，贫富差距在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拉大，会让人吃惊吗？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说，我会回答是。因为它违反了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就是比较优势的原则。这一轮全球化以前有很多轮全球化，比较优势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根据比较优势的理论，国家之间的重要差别生产要素不一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

皮萨里德斯（2010年诺奖得主）：

在OECD和其他的国家可以看到，研发最多的国家在计算机使用方面也是最成功的，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德国、芬兰等，然后是美国和中国，最下面是南欧、墨西哥、罗马尼亚、智利，还有卢森堡、波兰、斯洛伐克等等。

如果你们想知道，计算机时代哪些国家会成功哪些国家会失败，去看看哪些国家在做研发就一目了然了。中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你们的研发增长会非常快，这一定会增加中国的竞争力。中国也确实需要在研发方面做出更多，才能赶上德国和日本。

在机器人的时代，失业率会不会跟电脑时代不一样？我觉得会。因为机器人不是只会取代我们的日常工作，还可能会取代我们脑力方面的一些工作。

说到“中国制造2025”，我觉得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机器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份计划中讲到了十个制造行业，都是重点发展的领域，都是高科技领域，其中第一位就是机器人。尽管其中没有太多篇幅讲劳动力市场，但是自动化可能会影响就业，会让一些人失去工作，而且这个过程很难逆转，未来最好将重点放在创造新的工作、减少工作时间上。也可以在服务行业做一些结构改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工作需要很多高技能人才。

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奖得主）:

从1830年开始，人类的创新主要是由个人带来的。这些人有新的想法后选择跟企业家合作；或者他们自己成为企业家，研发出新产品推到市场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新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

我知道，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一直是政府在引领创新，但我认为，偶尔有些思想起源于政府部门，并不意味着只有政府部门才有这样的思想。

我觉得在中国也是这样，你们的资源就是有这么多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源。如果不利用好，那就太浪费了。当然，一个好的经济政策肯定是欢迎企业进行创新的，肯定是欢迎新的想法，并欢迎有人实现这些想法后，到市场上进行尝试的。我没法想象一个政府会拒绝这样的事，但我也不认可政府热情过了头，对有创新想法的人都提供资金补贴，那是很荒唐的。

在人类历史上，创新总需要有人承担一些风险。一个社会应该能接受失败，那些创新者没日没夜的工作，即便失败了，也希望得到激励和支持，这时候就需要得到来自政府的缓冲，或者说保障。哪怕失败的创新，也需要来自政府的保障。

但我同样不认可政府投入很多资金，去实践自己的所谓创新想法。因为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市场上什么会成功，什么会失败呢？这本身就不是他们最擅长或最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