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的经济人来说，今年并不是一个好年头。美国选民（以微弱优势）选出了一位相信气候变化是无稽之谈、撕毁贸易协定将会推动增长和就业的总统。英国人在退欧公投中（以微弱优势）让英国走上了一条90%的专业经济学家表示中长期将会破坏英国经济的道路。

在2016年的公共辩论中，民粹主义者赢了，而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们输了。由于民粹主义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沮丧的专家们认为结果将不会好：特朗普主义不会让制造业岗位回到中西部；4年未能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只会让全球气温上升的后果加速显现。

有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对数百万火鸡纷纷投票赞成过圣诞节感到意外，那就是已故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谢林最近去世让经济学界失去了最深刻的思想家之一。他是首批将如今流行的行为学理论吸收进自己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中一个理论是，个人不仅就消费多少和工作时长等生计问题做出选择，而且就信念做出选择。谢林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们的幸福感（“效用”）也取决于相信能让他们感觉良好的事情；我们从一些信念中获得消费价值。

这意味着，自负和确认偏误等一些心理“偏差”并非大脑的偶然之举，而是为了一个实际的目的，最直接的目的是想让自己感觉更好一些。通常而言，它们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例如，企业家需要有些妄想。自负的人往往干得多、省得多而且退休迟。但妄想信念的社会溢出效应可能非常有害。

有时候，经济学家罗兰•贝纳布(Roland Bénabou)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所称的“相互确证妄想”(Mutually Assured Delusion)（而非谢林更为著名的“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对所有人都有利。例如，在可能陷入衰退的情况下，如果许多企业在客观上对前景过于乐观，那么它们的努力就可能缓解低迷趋势。衰退既可能自我实现，也可能自我避免。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传染性否认和回避现实带来了可怕的结果。许多企业灾难或其他灾难源于群体思维，以及在相反证据出现时不愿改变信念。异议者受到嘲讽或者攻击，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05年向货币政策精英警告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实际上，回避现实对社会越有害，就越有可能传染，因为承认错误和直面即将来临的灾难越来越难；每个个体在（错误）相信其他人正确时的赌注上升。

人们或许认为，尽管大众可能妄想，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肯定不太可能回避令人不快的真相？

令“专家们”难堪的证据是，尽管拥有高认知技能的人不太容易有损失厌恶等行为怪癖，但他们更可能用理性分析来拒绝与自己信念冲突的证据，尤其是在气候变化等意识形态问题上。

从坚持信念带来的效用角度看，2016年是“相互确保摧毁”的完美风暴。我们面临的现实非常可怕，从全球气候变化到叙利亚战争到绝望的移民流。因此否认主义获得的慰藉非常大，而传染效应则更强。

当群体间的信念出现分歧时，相互加强的动态导致两极分化，社交媒体和在线新闻加速了这一过程。政客们通过迎合这些趋势来增加选票，而媒体通过以点击量增强这些趋势来最大化利润。

要想把任何自我强化的动态停下来非常难。因此保护异见非常重要，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反向操作，还是通过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等宪法机制表达的政治反对。

一些政客和评论人士不容忍其他人观点的迹象尤其令人警惕。现实终会追上妄想者。如果气候变化像否认者宣称的那样是个骗局，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不是骗局，我们全都会承担后果。真正的领导力在于承认对不确定后果的不同观点，而不是只舒服地倾听想法相同者的看法。

本文作者是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