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30日，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在朋友圈中蔓延。其间父爱确凿，少有不动容者，百万捐款也自然如洪水来袭。然而，仅仅时隔一天，当事者便被起底有三处房产，身兼两家公司法人。

专栏作家们安慰遭受欺骗的网友，告诉他们不要因此丧失善意——罗尔的慈父形象倒下了，这次轮到了“捐款者，你给我站住”。这固然没错。只不过，在互联网世界中，我们的站姿越发有些苍凉滑稽。

互联网总是滋生反转的舞台，堪比好莱坞大片。如果我们愿从繁琐的事实纠缠中抽身，似乎可以更容易地在其中嗅到几分套路的痕迹。不管是父母之爱，还是文艺情怀，网络事件的营销者们越来越熟悉情感操纵的章法。观看者如提线木偶一般，纵使用尽全身力，也未必就能退散迷雾见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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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岁末，《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词汇。或许是戳中了时代的敏感病症，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真相”之精要被定义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或者换一种更直白的解释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事实的重要性已然退居次席，人们对事件所产生了何种情绪，比事实究竟如何更加重要。想象一下小说《1984》中，那位瘦小单薄、相貌平凡、每天根据每天不同需要改写历史记录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吧。

虽然多数评论家聚焦于英国脱欧、美国大选这一类的“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但实际上，若是将这个名词转换到中国语境之中，后真相与其说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生态，不如更为贴切地说，是一种微观的网民心理。这种心理当然不是互联网的产物，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特征，多少让那些期待在事实迷雾中拨云见日的人们，产生了更加浓重的无力感。

还不如在情感的滋养中，睡个安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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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探讨互联网中的后真相心理，也许有必要允许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幽灵，在此时恰如其分地复活。

近百年前，这位桀骜不驯的美国记者在《幻影公众》（Phantom Public）一书中将公众比喻成“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公众当然明白自己被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也诚然正在随着社会事件的洪流被冲向远方。然而——

“这些公共事件绝不是他能掌控的，它们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无形的。如果说它们可以被掌控的话，也是在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公众的视线之外，被不为人所知的权力所操纵。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无法切实了解正在发生什么、谁做出了这个举动，或者他将被带往何方。”

在互联网时代中，社会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剧，也将李普曼的预言推向了新的极致。当事实庞杂模糊，信息繁琐难辨之时，人们便会借助自己的情感神经，寻找那些言之凿凿的宣言，再融入一种相互取暖的情感宗教。社会议题也便从事实的争论，变为情感的困斗。那些在转基因问题中随处可见的，对于商业利益的怀疑、对于民族情感的维护、对于科学精神的坚守，便是例证之一。

2016年，后真相的幽灵仍旧继续在社交网站中游荡。1月17日，朋友圈中大量转发着一则“江苏女教师监考中去世，学生平静做题”的新闻，事后辟谣，学生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了紧急施救；2月6日，一篇上海女孩去江西男朋友家过年的网帖激发了有关城乡差异、婚姻观念的热议，事后证明，当事人纯属编造......

互联网的事件营销者们早已看穿整个行业的生存法则：人们痛恨应试教育培养的冷血机器，恐惧地域歧视中的不幸婚姻。既然事实遥不可及，情感便成为了形成判断的权宜之计。英国一句古谚这样说：迎合公众，收获丰腴；教育公众，死于沟渠。

于此，“后真相”成为了商业和政治贩卖者的营销武器。人们寻求情感的刺激，商人负责提供这种刺激。只不过，当煽情与谣言成为了一个行业的生存法则，便没人愿意在“10万+”的高速公路上寻求任何减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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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操纵的真义告诉我们，与其向人们解释事实的复杂，不如去拨动他们的情感。在硬币的另一面，对于网民而言，后真相心理已然变为一种“生活武器”。如同三岛由纪夫在小说《金阁寺》中描绘的那样，人们正在把自己的“情感分门别类地整齐放在自己房间的小抽屉里，不时地取出加以实际验证”。

利用人类的这种情感特质，后真相成为了一种谣言传播的有效战术。2016年，计算科学研究者维卡里奥等人开展了一项对于脸书中的科技报道和阴谋论的研究，并发现了一种“回声室”（Echo chambers）现象——即以上两种不同信息的接收者会形成两个非常稳定且高度分离的群体。“回声室”现象使得两个群体各说自话，使得“信者愈信”，增加了辟除谣言的难度。

人们很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技术造成的问题，是否可以回到技术层面来解决呢？换言之，如果社交媒体客观上促进了“后真相”谣言的传播，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利用技术手段来剥离情感的干预，还原单纯的真相呢？很多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其中一种方式是通过计算社交账户的传播历史、认证信息、传播特性、评论语义等方式，构建机器学习模型来自动判别。另一种方式则是建立谣言库，然后根据语义相似度判断某个论断是否已在谣言库中，再采用“群体智慧”的思想，根据谣言的领域分类和具体描述在社交媒体中寻找该领域内的专家寻求帮助。

当然，仅就如今的计算科学研究来看，使用机器判别谣言的技术远未成熟。人的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人性。

在后真相遭遇互联网后，警报骤然拉响。然而，我们似乎本应该早就理解，技术带来光明的同时，往往也会放大某种黑暗。责备一种技术显然并非解决之道。或许，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人们对技术的期望、对技术的使用，甚至是对人性的理解。在2016年末，社会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带入新的一年：

“我们失职并非因为我们试图建设一个新的东西，而是因为我们不允许自己去考虑新科技瓦解了什么。我们并不是因为发明和创造而陷入麻烦，而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注：董晨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孔庆超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