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活了一大把年纪了——他的父亲出生在美国内战刚结束的时候——也见证了大段的美国历史。然而这位身在异乡的美国人觉得，今年11月他算是目睹了他毕生所见的最糟糕的政治事件，当时99岁的他在巴黎观看了整晚的电视。“我的孙女和我在一起，她泪流满面，”他说，“我不像她那么难过。我经历过其他悲剧，通常是有人离世。但是我想特朗普当选让我更容易去思考早点死这件事。在我身上说早不太准确，但无论如何，我很庆幸我快走了！”

近年来，美国百岁老人——该群体在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数量增加到了7万人以上，并且还在增加之中。莫里斯于12月7日跨入了百岁老人之列，但从他脸上异常平滑的皮肤和浓密的白发上你丝毫猜不出他的年纪。他可能是在记录20世纪的历史方面贡献最大的图片编辑：他从西班牙内战时开始投身这行，在《生活》(Life)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朋友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D-Day)的11张照片，1972年他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头版刊登了越南“烧夷弹的女孩”(Napalm Girl)照片。他现在仍然坚持工作。他在家里有办公室，我们就在那里见面，屋里摆着成堆的报纸——一张美国报纸的头条标题写着《令人震惊的新政治现实》(A Startling New Political Reality)——和整齐码放、标着“紧急”和“谢谢”的文件篮。不过在特朗普胜选后，莫里斯不由得开始琢磨他毕生奋斗的两项事业——政治行动主义和新闻摄影——是否有任何意义。

他的人生在25岁生日时出现了转折，当时日本轰炸了珍珠港(Pearl Harbor)。《生活》杂志派他搭乘一艘挪威货船前往战时的伦敦，他在那里亲眼见到了“最早的无人机”——希特勒的V1飞弹。“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想要拍摄无人机，其实故事都写在人们抬头看天的脸上。”

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事件后，莫里斯跟随盟军进入法国。他和卡帕、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一起，拍摄了许多精彩照片——他最喜爱的一张是一个被俘虏的年轻德国士兵的照片，那个看起来还是孩子模样的士兵盯着镜头。解放巴黎几天后，他来到了这座城市。一位名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当地摄影记者带他四处参观，他爱上了巴黎。“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在巴黎住，”他给当时身在美国的妻子写信说道。1983年，在他妻子去世后很久，他终于迁居巴黎。

他计划在巴黎终老，但在这之前还有太多未了之事。他仍然主持着民主党海外部(Democrats Abroad)的竞选活动，并且对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没能获得党内提名耿耿于怀。“他被那些把民主党当成权力工具的有钱人坑了。我现在的目标是试着改革民主党。”

因此，如今莫里斯只要不是在布展或写新书，就是忙着发表政治演讲。我们翻阅了他的摄影集《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张张抽烟、调情或取乐的漂亮面孔，差不多所有人都已经离世了。就连他那共和党籍的姐姐也终于离世了，享年103岁。

上世纪70年代初，《纽约时报》准备了莫里斯的讣告，以为他不久人世了，但他至今健在。“我有两个子女过世了。我有4个子女。第一个女孩在襁褓中夭折，第二个活到了72岁。我三次失去了伴侣。有时我会想，‘上帝啊，让我就这样了此一生吧。’不过我也有快乐的时光。我太太老好了。她有时很让人头疼。她总想一些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穿了什么衬衣。但是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

他预感未来日子不太平。展望未来的特朗普总统，他回想起了那位下令轰炸广岛的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是个好人，诚实，但他绝不是最适合当总统的那个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扔原子弹，不是一颗、而是两颗。这完全没必要。我常想起杜鲁门，那是一场政治灾难，尽管当时没人意识到这点。”

……

其他灾难接踵而至：莫里斯认为，美国从越战起经历的所有战争都没有必要。“这一点我对我的祖国有看法。”这么说他不认为自己属于“最伟大的一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失败了。我想我们本该成为最伟大的一代，但如果我们待在自己的国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

以前莫里斯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通过展示世界，摄影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他不那么确定了。“我担心照片被滥用了。特朗普是个惹眼的人，如果他不是老被拍照，我不认为他能当总统。我担心新闻摄影帮他当上了总统。”

回首往事，莫里斯的作品是否起到了什么作用？“好吧，这就是我的症结。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再一次陷入冷战，我会说，‘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反对第一次冷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战争与和平。我不认为我们带来了足够大的改变。”但是他会继续努力。

译者/马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