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改兰，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人。

2016年8月一个下午，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她的丈夫料理后事之后亦服毒自杀。昔日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留下两位老人。

悲剧发生，人们总是有很多感叹，甚至在最终原因尚未明确之前，希望找到一个具体的恶人，而在下一波社交媒体热点爆发之后，又将她迅速遗忘。

其实，彻底的真相已经与死者同去，永远最大悲剧是没有直接责任人的悲剧，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也许相关的、不相关的人都漠视了杨改兰生前的权利，甚至无意中小小往死路上推了她一把。在各类调查资料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杨改兰所在的村庄没有专门洗澡的地方，她往往隔十多天和村里小姑相约去十多里外洗澡。

感叹过后，还有什么？杨改兰的死亡，希望可以打破很多人对于重建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幻想，贫困，缺乏希望的贫困，缺乏希望又毫无出路的贫困，可以置人于死地。

然而，真的没有出路么？我设想，如果杨改兰在兰州，哪怕只是在群租房，她起码不用那么远去洗澡，以她的年轻和勤劳，不难看到自身的价值，在市场交换之中，人不是累赘，而是资本。这一哀伤的新闻，或许也可对比现实中的励志剧：昔日网红凤姐，借杨改兰的悲剧，说出贫苦的绝望，也借机倾诉自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不如意，然而，凤姐自身的蜕变，不正是以大城市为跳板完成的么？

小地方的蝼蚁，不如大城市的蜉蝣——讽刺的是，蜉蝣的生命短暂，但是再短暂的生命，也曾经接近过文明的滋养，即经济学家所谓体面的生活，对于昔日劳工阶层来说或许是有一件白衬衫，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恐怕无非就是一个不受惊扰的城市一角。对比中国大城市当下诸多限人举措，在杨改兰悲剧面前，人们或许应该醒悟，大城市不是问题本身，恰恰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几年之前，我首次造访东京。除了如普通国人一般感叹其楼宇整洁，服务得体，我尤其注意到人口密集之下的公共生活有条不紊。与在日本朋友聊起，他们笑称东京人口其实不到上海的二分之一，而其面积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也意味着东京人口密度实际上超过上海，更不用提北京。如今，东京人口已经超过1300万，而东京都市圈人口超过3500万，占日本人口超过四分之一。

对比上海，东京先天条件不算优越，在山谷和海洋之间，加上临近地震带，对于高楼也有不少限定。对比这一个规模，上海人口的容纳极限其实充满想象力。

然而，对比东京居民拥有永久产权的独栋住房以及各类医疗服务，北京上海虽然坐拥各类世界级别的高楼，其居民则为各种资源竞争倍感焦虑，无论是孩子入学还是老人看病。抱怨之下，地方政府并非毫无作为，近年更是积极控制人口规模。以上海为例，8月上海公布的《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提出，到2040年，要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而上海2014年官方公布人口2426万，这意味着未来二十年，上海政府将致力于人口零增长。

与此同时，上海已经变为一个老龄化社会，根据《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调查制度》统计，截至2015年底，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436万人，占总人口的30.2％。

问题在于，谁来为这些老龄人养老呢？外来青壮年就业人口成为首要目标，上海在吸引外来就业人口方面（比如居住证积分），年龄也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但即使如此，从居住证到落户之间，相距何止万里。上海提倡的7年的居住证转户口制度推出以来， 7年之间共有2.4万人落户，每年三千人略多，对比人口基础可谓杯水车薪。

东京也是上海交大教授陆铭喜欢提到的案例，他多年来一直倡议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陆铭新著《大国大城》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数据图表与中外对比简单明了，可谓中国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化研究所能做出的最好贡献之一。

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口规模，如果按照东京都市圈占据日本人口规模四分之一换算，陆铭认为，上海人口达到3000万~5400万规模并不令人奇怪。按照他的模型，如何结合首位城市人口比重与人均GDP、国家（地区）总人口的关系，以上海为例的结果将是：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全国有14亿人口，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6%，人口规模将达到3523万；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0美元，全国人口达到16亿，上海的人口份额是2.83%，人口规模将达到3842万。

接近4000万人口的上海，听起来很难想象，事实上却非常现实，而且很可能低估了未来上海作为长三角都市圈核心的容纳能力。

近期我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了陆铭《大国大城》的陆家嘴读书会，我对于他主张大城市观点基本赞同，他的理念其实也是在还原经济学常识。我个人的疑惑在于，完美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中间鸿沟在哪里？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经济。

首先，城市化的边界在哪？上文所提东京，已经是都市化的特例。不知不觉之间，中国一线城市不仅在房价方面超英赶美，在规模方面上也实现了超越，对比之下，纽约人口在2016历史性地超过850万，而台北等城市不过两百多万。那么，北京上海之类城市有没有边界？

大城市的合理性，从经济上讲方向是很明确。在政策并不鼓励的情况下，一线城市成为超级大城市已经成为现实，这其实是市场选择结果。 如果给予人们足够选择，城市边界会自动收敛于边际成本所决定的地方，效率的递减规律会决定城市的边界。

中国城市化诸多症结，迷信规划恐怕也是重要一端。当强势政府管理与弱势公共供给出现落差之际，人口成为“原罪”，诸多公共管理方面的缺失都以“人口众多”作为借口。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大城市病甚至贫民窟的恐惧，甚至导致大城市控人成为近些年最吸引人注意、也最有成效的公共政策。城市化路径选择上的错误，其形成症结在经济学上清晰可见，但解决路径则可能更多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其次，大城市诸多问题中，目前抱怨最多的恐怕是高房价问题，尤其在最新一轮地王狂潮之下，城市管控有了道德理由与形势需要，例如最近上海距离市区60多公里临港新城房价高达3万，还出现 1700人秒杀400余套住房情况。

目前无论王健林等地产首富还是财经评论员，人人都在谈超发货币推高房价。问题在于，到底是货币超发推高房价还是土地供应限制推高房价？这种说法本质其实和将大城市病简单归结为人口众多一样，都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来解释最直观的现实，尽管真相可能远远比这更为复杂。

事实上，即使中国房地产越来越带有投资品特性，房屋价格实际上更多是由各类显性与隐性租金的折现来决定，而目前房价的很大部分收益其实是作为地价支付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疑是游戏的最大赢家。从经济学角度讲，与其说超发货币推高了房价，不如说高涨的房价推动了广义货币的加速。

此外，城市化以及房价，看似只是城市问题，其实涉及国家土地战略。城市化的另一头是广大农村人口，而他们往往以保护的名义束缚在价格被低估、价值无法变现的农村土地之上。

最后，城市化虽然对于全体社会有益，但是始终也有失意者。最典型就是原有城市户籍居民的低收入阶层，他们或许随着城市化在个人发展、资产升值以及养老等方面获得看不见的潜在收益，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看得见的损失可能更为明显，在个人就业以及子女就学方面，他们遭遇竞争和挑战更为明显。

粗暴地说，这部分人类似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的第二空间底层，因为他们不少并没有专业技能提升可以到第一空间，往往直接面对外来就业人口的竞争；至于第三空间往往以农民们为主，这一层次的生活和工作，其实并不直接影响他们。为了平衡安抚这部分本地群体，目前大城市控人策略，已经从控制第三空间转向控制第二空间。

以北京为例，为了实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内目标，近年北京一系列政策除了“以房控人”（严控城区住宅增量）、“以业管人”（清除小商品市场）等策略之外，更突兀的是“以学控人”，即提高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在实际执行过程，要求证件甚至多达28个，对于各区就业、住房入学统一要求细化。这些措施所要求的条件，不要说农民工达不到，普通外来中产阶级家长要达到各类条件，恐怕也并不容易。从驱赶农民工到驱赶中产阶级，这种大城市最新趋势值得警惕。

中国城市化何去何从，其实关系每个人的前景。我们抱怨大城市，大喊逃离北上广，最终发现大城市或许拥挤，却始终与我们最为亲近。台湾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人感叹“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哀伤“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 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

现代乡愁或者田园牧歌，无论如何美丽，也并非没有代价，最终不过是个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其成本不应该由全社会承担。最终，霓虹灯到底还是会遍布全岛，而城市给予人们的最美丽馈赠，不仅仅是机会，更是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