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之前在富士康的工作是「拿着秒表测量工人每个动作、每个流程耗费的时间」。作为一个「中间者」，他旁观了许多属于工人们的「底层命运」：日复一日重复着寥寥可数的动作，成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蜗居在城中村，工作、生活、悲喜交错，青春也就散尽了。张峰尝试捡回音乐，用鼓点震散心中的不安，带着一群富士康前任现任工人创办了「臭水沟音乐节」。

但听众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

文| 张瑞

编辑| 张薇

「唱得烂就不要唱啦。」

有人在吵，音乐停了下来，乐手们面面相觑，主唱张峰对着话筒吼回去，「我们烂就没有舞台吗！」

乐队的表演是不怎么样，乐手们多是半路出家，没受过专门的训练，就像张峰的架子鼓，还是大学时候参加社团敲上的。乐队也没多少时间排练，每个人都要「苦」生活，有人白班上完的时候，另一个人的夜班才刚开始，能够周日把人聚起来，在街边吼一吼，已经是意外之喜了。

这是2015年夏天的深圳，张峰的「工厂五角星」乐队刚开始在街边演出，这里属于关外郊区，靠近富士康的工厂，一条人行便道通往工厂的小北门。人行道紧挨着的是一条臭水沟，颜色可疑，气味可恶。他们最初选择在便道旁的篮球场演出，张峰一横眉，索性将乐队带到了臭水沟边「我们就像臭水沟里的水一样，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是很年轻的，但最后像污水一样被排出来了，没人关心，人家捂着鼻子走过去，但我们确确实实就在那里，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节奏吉他手，富士康工厂的流水线工人，数小时如一瞬地检查产品的外观；主音吉他手，原KTV服务员，2015年刚进富士康打工；鼓手，富士康物流员，也就是推小货车，刚刚辞职去了一家龙虾煲端盘子，离开了乐队；主唱张峰如今兼打鼓，他原来是富士康的工业工程师，听起来比同伴们体面，但工资也就一个月多一千来块。

所谓臭水沟，其实是一条富士康的排污道。风起于沟水，吹动了乐队的旗帜，一左一右，一面绘着切·格瓦拉的画像，一面则是黑底红字的几个大字——臭水沟音乐节，下首还有一个唬人的骷髅头。

2012年，23岁的张峰大学毕业，对于一所曾经以「铁道学院」命名的学校，门路好的学生都去了铁路系统，他没成功，富士康校招就来了富士康，头衔是工业工程师。这是一个工人眼里「助纣为虐」的角色：拿着秒表测量工人每个动作、每个流程耗费的时间，目的只有一个，用更少的人干更多的活，或者用更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东西。

「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道工序，一个人一台机器，把产品放在上面，按下绿色按纽，开始检测，检测合格，就把产品放到合格区，检验不合格，就放到不合格区。检测8秒，人就傻傻地站在那里。所以我就每个人安排了两台机器，左手上料按一下那个按钮，等8秒的同时，就用右手又拿一件产品放在右边机盘上，等这边产品放好，那边就检测好了，效率就提高了嘛。12个工人变成了8个，精简了4个人力。」

他成了工人眼里的瘟神，个个看他不善。也有人来找他求情，陈述工人们的困难，都是打工的，何苦为难呢？但张峰没办法，「我是老板的傀儡。老板不可能拿着鞭子抽他们，要靠我们来『科学管理』。」

但老板也不满意他，工人们在他测量的时候，故意放慢速度——他一遍遍地测，永远达不到老板的期望，但最后工人也没赢，张峰还得按老板的要求编造数据。

这不是张峰想要的生活——机械、冰冷又荒诞。他尝试捡回音乐，用鼓点震散心中的不安。上班第二个月，张峰用工资买了一套打折鼓：五个鼓、三个镲片。怕影响别人，他在宿舍的楼顶练习，但巡查担心他鼓一打完就会跳楼，便把门封了。

这是两年压抑又矛盾的时光。作为一个「中间者」，张峰旁观了许多属于工人们的「底层命运」：日复一日重复着寥寥可数的动作，成为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蜗居在城中村，工作、生活、悲喜交错，青春也就散尽了。

他也会想到自己：同样来自农村，富士康旁边的小区，这么偏僻房价也两万一平米了，在城市待不下去，回农村他又能做什么呢？

有一次，他借着上厕所跑出车间，看见过道上一个年轻的女工，正对着电话一遍遍引诱那头的孩子叫妈妈，「叫妈妈，叫妈妈」，她一遍遍地说，等张峰20分钟后回来，女工还在这么重复着。

张峰的心酸楚得疼起来了，后来，他在自己的歌里写，「这让我想起了若干年的以后，我的小孩肯定也是个留守儿童。」

2014年3月，张峰从富士康辞职了。他在琴行教一帮小孩子打鼓，一个月工资两千多，勉强温饱。同时组了乐队，一开始是做商演，去酒吧、宴会现场，什么流行唱什么，观众喜欢汪峰就唱汪峰，喜欢中国好声音就唱中国好声音。「有一次挺讽刺的，我们去一个酒吧表演，上一个乐队刚走，我们看见他们的歌单，除了顺序不同，和我们要唱的歌一模一样。

张峰决定唱自己的，属于底层的歌。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每天工作8小时；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不用上晚班。

我们有一个矛盾的愿望，能不能多给我一点加班；

其实我是自愿的加班，因为我们底薪太少了。

                                 ——《工作八小时》

这是张峰写的第一首歌。他不再带着乐队去商演，而是把演出阵地搬回了和富士康一墙之隔的臭水沟，每个周日工厂放假，工人们大多会沿着臭水沟回到城中村的家。

「我对这里的工人还是有感情。现在的歌曲，要么是爱情要么是青春，没有关于他们生活的歌。我们在这里呐喊嘶唱，哪怕万一的希望，匆匆路人有一个意识到了『我们身边都在发生些什么』，有一个听懂了不能一味忍气吞声，自己的权益需要争取，那便是功德无量了。」

但工人们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就是因为你们天天叨叨着『每天工作八小时』，害得苹果给富士康的订单减少了，导致加班减少了，加班少了挣得就少了，你们才是害得我们腰包变瘪了的罪魁祸首。」有一次，他们刚唱完，就有工人上来踢台。张峰的朋友去一个工人聚居区唱这歌，还有两个工人要冲上来揍他，吓得落荒而逃。

那个时代的英雄故事已经走远。

我们说着自相残害的话语，

如果我们的疼痛已不再重要，请告诉我，我不重要。

妈妈呀，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无天。

—— 《妈妈呀，你不在的时候他们无法无天》

更让人横生挫败的，是「没有反应」：工人们原本看见有乐队还来劲，围过来听，但他们一不唱流行歌曲，长得又不帅，技术也就这样子，围观的慢慢也就散了。虽然还有人在附近，「但要么就是插着手，很冷静的，或者就是坐在那，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每一次搬乐器过来，搬上搬下的，都累得大汗淋漓。」张峰说，这才是「臭水沟音乐节」的现实，不酷炫，也不是激荡，没有欢呼雀跃。张峰不死心，有时候唱完了一首，他会给还聚在周围的人解释歌词，也鼓动他们，「大家有没有思考，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是要告诉社会我们的存在。」

「就是笑一下。」听众们冷静地击退他热滚滚的话。

「每一次演出完都有孤独感。」张峰说，「在我们心里，并没有更好的世界的概念，只有更好的生活，而更好的生活就是更多的钱。钱与尊严孰轻孰重我们并不愿意思考。每天工作八小时就能拿到足够养活自己的薪水，其他的时间可以陪家人，也可以搞自己的小爱好，这不是更好的世界？能在老板面前胸挺腰直，这不是更好的世界？」

「我们的心里装不下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一个让人失落的结论，这也是臭水沟音乐节的隐喻——我们都是臭水沟里讨生活，还不自知。

还好，还有微小的时刻让张峰相信坚持下去的价值：有时几首歌唱完了，面前会多出几瓶让他们解渴的水。那一刻，张峰想，工友们也在慢慢理解他们，只是不善于表达——他们并不是永远不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