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公益事业将贫困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带入了公众视野，在社会的帮助下，许多贫困地区建起了“希望小学”，教学条件有所改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水平也在普遍提高，社会关注的焦点仿佛已经成了各类补习班、才艺班、知识竞赛、高考公平等话题，但在公众的视线之外，仍然有一些孩子在求学路上走得分外艰难，他们不仅没有各类辅导班可以参加，甚至连最基本的“上课”这一条路都无比坎坷。

　 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农村公路里程大约388.2万公里，在全国农村公路中，高级、次高级路面类型的公路里程占比66.8%，而东部地区这一数字则是83.6%，西部地区只有49.0%，全国不通公路的乡镇为7个，全部在西部地区，全国不通公路的建制村仍有2032个，其中西部地区为1583个，占全国总数的77.9%。

　 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限制，在中国偏远山区的很多地方，许多孩子要经过“重重考验”才能在教室里坐下来念书。爬天梯、溜索、渡河……这些成人尚且畏惧害怕的交通方式，却往往成了山里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上学常态。为了上学，四川凉山地区阿土勒尔村的孩子们要冒着生命危险爬藤梯，稍不留神便会落入悬崖；重庆保家镇凤阳村的孩子要每天凌晨摸黑走10公里，其中还有段落差200米左右陡峭的悬崖，坡度将近90度，最窄的地方只有10厘米；广西昭平县的一些孩子要在百米宽的河流中趟过齐腰深的水，为了安全，孩子们只能穿上救生衣；而在云南的一些地区，有些孩子每天要乘坐铁笼般的划索跨过百米深渊才能到达悬崖对岸的学校。

　　除了技术难度较大外，在“悬崖村”这样的地区修路，主要的困难就是缺钱。为什么没有钱来修路？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公路法》将中国的公路分为“三六九等”，即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而“悬崖村”所需要的村级道路、公路并没有被列入等级公路的范畴中，这也意味着法律上没有对村级道公路的建设和维护职责作出设定。交通部颁布的《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了，村级道公路的建设由村民委员会按照村民自愿、民主决策、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建设和维护。因而，大部分的农村道路得不到国家的资金，只能得到所在地方政府的部分补助，但还是以村民自行筹集资金为主。

　　数据分析表明，通村公路建设资金来源为：省级政府补助一部分、市县配套一部分、群众自己捐资一部分。补助标准视经济发展情况和财政能力而定，基本为沥青路面每公里省级补助10万元，水泥路面每公里省级补助15万元，市县级政府每公里配套补助4万元。但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的上涨，通村公路每公里的建设资金基本都在每公里28-30万元，山区达到了每公里30-32万元，由于地形地质条件的不同，有时所需资金甚至更多。以悬崖村为例，要想修通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需要五六千万的资金。

　　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这类“与世隔绝”的村落不够重视，认为有些村落住户少，花巨资修路“不划算”，加上近年来地方财政的困境越来越明显，本就不足的修路补助又很难全额兑现。

　　第二．村民自筹资金有限。在这些仍没有便捷道路的村庄里，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交通不畅的制约，村民原本的收入就非常有限，维持温饱尚有难度，根本没有富余资金用于修路这样耗资巨大的工程。西南部许多贫困山区里，村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0元。“悬崖村”所在的昭觉县里分别于2004年和2009年规划过该村修路的问题，除了省市县级政府的补助，需要村里自筹50%的资金，但是村民实在出不起这50%的资金，于是修路的计划一再搁浅。

　　第三，没有成型的投融资模式用于偏远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补助不够，村民无力自筹资金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进行融资。通过投融资推动公路的建设和维护在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中国的城市道路建设也在逐渐采取这种方式。以中国目前的城市公路建设为例，其投融资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部门、银行、外资、民资等几个方面构成，中央财政投入约15%，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自筹资金占45%左右，国内商业银行包括开发银行贷款在35%-40%。此外，世界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外银行的资金比重在5%左右，此外，在一些地区，还会有民营资本加入进来。这种投融资形式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政府和银行两部门占据了整个资金来源的80%-90%。但是，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集体积累和村民自筹，并没有成型的投融资模式可以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悬崖村”这样偏远山区的公路建设需要巨额资金，不是单纯依靠村民卖山货或者外界社会捐款就能解决问题的，综合来看，目前可以考虑以下两条筹资路径。

　 第一，中央或省级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集中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设施。像“悬崖村”这样的村落，如果“出山”的公路需要五六千万元，倾全村乃至整个昭觉县的力量都未必能修建成功，除非有中央或者四川省政府的专项拨款，否则想要“天堑变通途”几乎不可能。

　 第二，可以创新筹资模式，大力引入民间资金。可以考虑借鉴中国城市道路建设的筹资方法，建立新型的融资模式，通过发行项目建设债券、投资基金、甚至福利彩票，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经济学家厉以宁估计,我国民间资本已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确定能通过项目债券或基金融资，中标的项目公司可以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资金, 以项目资产可以带来的预期收益还贷。以“悬崖村”为例，当地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很好，青花椒等特色农作物的品质好、产量高，而且由于长期为“世外桃源”，环境十分优美，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大，可以用未来的农产品和旅游资源带来的收益偿还通过债券或基金筹集而来的资金。当然，地方政府应该为债券偿还提供担保以承担部分风险。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充分集中起大、中、小投资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多样化，并通过后续开发实现投资者和被投资地区的“双赢”。

　 与“悬崖村”情况类似，许多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在他们小的时候跋山涉水去上学，由于条件恶劣、教育资源的短缺、家庭收入有限，中途辍学的比例很大。因为受教育水平有限，即使他们走出了大山，能够获取的经济资源也很有限，使得他们改变家乡现状的力量同样有限，这让“悬崖村”等地区陷入了“贫困——上学难——贫困”的恶性循环。而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点，就是一条能够通往学校、通往外界的安全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