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专职接待机构起源于大革命时期，由于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此，很多机关的设置都是仿照前苏联的，再加上经费困难，在红军时期，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都没有薪水，只有一点很少的伙食补贴，所以，出差和公务会议的费用都是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承担的。到了延安，逐渐有了比较健全的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工作，当时中央接待机关的负责人是李富春。全国解放后，起初仍然实行的是供给制，一直到食堂解散后，才开始实行工资制。设立专门的接待机构本来是供给制的需要，但后来供给制停止后，这种专门的接待机构并没有实行相应的改革，而是沿袭下来了。

中国的专职接待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党内系统，一个是政府系统，一直设置到县级，有级别，有编制，有专门的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当然也有楼堂馆所和车辆配备，以及经费预算。比如市委接待处、市政府接待处；县委招待所、县政府招待所等。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党领导一切，这两个接待系统实际上有些重叠，在财政上要承担两个系统的费用。人员和资源上也有很大浪费。

各级专职接待人员专门负责公务和会议接待，除了特设的宾馆，还可以在当地各部门设置的酒店消费。关于接待标准和条件，尽管中央有明文规定，实际上很少有人去遵循，变通的方法很多，只要有预算，能够报销，怎么花都行。非公务接待，以公务接待之名私人宴请，用公款拉拢私人关系，拉帮结派，几乎都和这类专职接待机构有关。上级官员来了，名烟名酒，请客送礼，美女相伴，一大帮人轮流作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极大地滋长了官场的不良风气。有人说，楼盘开发商腐败了一大批官员，而这类场所则提供了腐败的土壤。

在负责接待的专职人员中间流传着一个秘而不宣的法则，那就是“看人下菜碟”，对于级别不同、用途不同的人招待的规格和规模是不同的，陪同的人也不一样。所谓规定形同虚设，完全靠这些人员灵活掌控。而陪同多半就是拼酒，足浴，桑拿，按摩，有的甚至嫖娼。这样的丑闻屡见不鲜。云南有一个落马的原省委书记的第二任老婆就是酒店的服务员，从酒桌上到床上绑上这位书记大人后竟然官升到厅级。官场之腐败糜烂的风气由此可见一斑。被查处的只是冰山一角，其实这股风气几乎蔓延了整个基层官场，你不搞这一套，几乎无法立足。十八大以后，这种歪风邪气才有所收敛。

专门的接待机构在给公务人员提供了便利的同时，更多的是助长了腐败的风气，为腐败提供了合法隐秘的土壤。因此，中央已经在考虑接待社会化的问题。在三公消费中，公款接待每年高达几百亿元，难怪有人说，没有公款消费，经济就搞不活，可见这种畸形的消费严重到了何等程度。如果暂时还做不到社会化，至少要严格控制预算和制定周密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从制度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