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增加，会增强你的幸福感么？

这是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StewartDeaton）在2008年一篇基于盖洛普调查的论文中，对于收入、健康和全球福祉所集中讨论的问题。

迪顿在研究中指出，生活满意度与幸福并不等同，高收入所带来的是生活满意度，并不是更多的幸福感，但低收入一定是与情感痛苦相关的。

“设计促进福利减少贫困的政策，首先有必要了解，个人在做出消费决策时的消费模式。”在公布上述决定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这样说道。而这正是迪顿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坚持耕耘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要给穷人钱，先要理解穷人花钱的模式。

“相比于很多热门候选人来说，迪顿是国内朋友比较不熟悉的。但是他在应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消费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北京大学巿场与网络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陈永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以前微观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一个很理论性的东西，很少和实践结合，但是迪顿把理论和微观数据联系了起来，和纯而又纯的理论家相比，这些研究更接地气。

迪顿的三大成就

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现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和国际事务教授的迪顿，在三方面的成就不得不提：首先，在1980年前后，他同约翰·穆艾保尔（Muellbauer）一同创立了对不同商品需求的估算系统；其次，1990年前后，他在消费与收入之间联系方面所做出的研究；第三，近几十年以来，他以住户调查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对生活水平的测量和贫困问题的研究。

在学术生涯早期，迪顿专注于研究消费研究，这对于政府制定政策有着巨大意义。

譬如，当政府需要提高对食品的增值税，或对一个特定群体降低所得税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确保知道这样的改革将如何影响公众对各种商品的消费取舍，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在这次政府行为中的得失。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在测试了当时的需求系统理论之后发现，他们不能准确预测需求如何伴随价格和收入而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同理性消费者的假设不一致（经济学中假设人是理性的）。当然，对于这一结果，也可以解释为消费者本来就不是完全理性的。

然而，迪顿在研究中解释了彼时的需求系统理论为何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消费者选择。摆在他面前的挑战是，建立一个新的需求系统模型，既能反映社会需求模式，又能简单到可以在统计学上进行预测和运用，这也就是迪顿在1980年同穆艾保尔一同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lmostIdealDemandSystem,AIDS)，这是一个理解消费者行为的重大成就。

该模型具有明显的优势：足够简单，能对任何一种需求模型给出一个任意的第一位近似值；能满足微观经济学选择公理，而且还能完美地聚合消费者而不通过调用平行线性恩格尔曲线；该模型有一个由家庭预算数据构成的功能形态；能通过在固定参数上的线形约束来进行同次性和对称性检验。

35年后，历经其他研究者的改进，这一近似理想需求系统仍是研究经济政策影响、设计价格支出、在国家之间比较生活标准的标准工具。

消费，收入和宏观经济学

近似理想需求系统（AIDS）解决了回答在得知总支出情况下，“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对不同商品如何分配消费”的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总支出并不是固定的，因为这是个人每年都要做出的决定，因此新的问题出现了：在不同的时间段，个人是如何分配或消费他们的收入的呢？这在宏观经济学中，是一个重要命题：总消费量的另一面就是总储蓄量，储蓄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变革，对于其资本形成和经济周期都极为重要。

在20世纪50年代，两个著名理论都同“消费和储蓄取决于收入的发展”有关：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以及莫迪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模型假说。

这些理论的核心含义是，个人在未来收入预期降低时储蓄，在情况截然相反的时候借贷。

不过，在1990年前后的几篇文章中，迪顿同其合作者对持久收入假说所产生的一些重要结论进行推导，而这些推导则改变了理论与数据之间联系的基本观点。

彼时，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研究都是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其消费同社会总收入或平均收入的变化相一致。在这个简化假设之下，迪顿证明，持久收入假说预测消费比收入的变化要多。这是因为整体经济如碰到未被预期到的收入增加，在随后几年中，会伴随额外收入上涨。

因而，一个理性的代表性消费者要在额外收入上涨情况发生之前，就预先消费一些额度，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消费情况增长要超过当下的收入增长。不过这个结论同汇总数据中的消费模式相反。汇总数据中，消费变化小于收入。而迪顿的这个发现，揭示了理论与数据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成为著名的“迪顿悖论”（DeatonParadox）。简而言之，就是指收入大幅下跌似乎并不会对消费产生同样大的冲击。

实际上，迪顿指出了解释此悖论的关键在于研究个人的收入和消费行为，而个人消费行为同平均收入相比，其上下波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简单来讲，即便经济增长，有人收入增加还是会有人收入减少，但是当我们计算代表性消费者时，这一个人收入的变化就被计算给平均掉了。

通过在计算总量消费之前，来研究个人消费同个人收入之间的变化，对于该理论的预测也就同人们在汇总数据中观测到的模式相近了。迪顿在消费和收入上的这一发现，在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产生了持久性的影响：此前从凯恩斯以降，宏观经济学研究者总是过分依赖汇总数据。然而在当今，即便人们在研究宏观经济意义上的消费和收入关系时，研究者也会从个人行为层级开始，谨慎计算整体经济数字。

迪顿家的“逃亡”

近年来，迪顿从微观定量研究转入了更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之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和贫穷问题进行探讨，做出了不少理论基础的奠基工作，这可能同他的经历密不可分。

由于家境贫困，迪顿的父亲只能在煤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但最终通过不断努力和幸运，成为一名给排水工程师。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迪顿的父亲又着手为后代规划人生，使迪顿和妹妹成为家族同一辈中，仅有的考上大学的两个人。

迪顿将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未来这件事比作“逃亡”，不稀奇，但也绝非是普遍存在的。“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迪顿在《逃离不平等》这本书中写道。

当研究贫穷问题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收集数据，何种数据是有效的？

在大量的实证工作中，迪顿利用其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关系的精准理论能力，测试出衡量贫穷国家的最优数据收集方式，譬如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由于物价以及消费产品品种、质量不同，而产生的统计口径差异问题（数据不可相互比较）。

譬如迪顿流传最广的，就是同合作者共同绘制了一份美国幸福地图：在华盛顿每年挣9万美元才能感到幸福，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可能只要6.5万美元就很满足了。

与此同时，迪顿还解决了在“贫困陷阱”假说方面的难题。在很长时间内，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国家可能会深陷贫困陷阱：低收入造成低热量的摄入，这导致人们不能满负荷工作，恶性循环造成收入仍然很低，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