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7日公布了中央巡视组向中核集团、中国核建、东方电气、中国电科、中国电子、通用技术集团反馈的专项巡视情况。“巡视清单”曝露出6家央企不同程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例如，中核集团违反财经纪律问题多发，专项经费管理漏洞较多；执行“三重一大”制度不严格，有的重大决策调研论证不充分，部分投资项目造成经营风险；一些工程建设招投标缺乏监管，物资采购管理不到位，一些项目违规操作。

上周，中纪委也曾发布对宝钢等6家央企巡视情况反馈称：宝钢公司经营存在重大决策失误，领导滥发奖金；中建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干部拉帮结派；武钢个别领导搞团团伙伙，以钢谋私大肆敛财；华能重大投资及并购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有项目亏损；中远集团部分领导公款打高尔夫球，顶风违纪；中船重工部分院所变卖单位资源和知识技术牟利。

应该说，这些问题有的显得不可思议。比如在“八项规定”深入人心、深入“官”心的今天，竟然还有央企领导人顶风作案，继续打他的高尔夫球；再比如拿着“天量”高薪的央企高层，在效益不好的情况下还滥发奖金，等等。

笔者一直以为，央企、国企的腐败首先是受大环境影响。因为中国官场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甚至是触目惊心，近年来出现的“塌方式腐败”，“一坨坨”、“一串串”就是这个意思，央企、国企作为“半官半企”这么个畸形儿，想不腐败就更无可能了。但笔者同时认为，央企、国企的腐败程度，一定较党政机关甚至军队更为严重，其主要理由有如下两点：

一方面，“亦官亦商”、“官商同体”体制令腐败分子如鱼得水。笔者在《山西“官商同震”，缘于煤资源分赃》一文中，曾对国企高官的“官商同体”身份给予同情，认为他们一脚跨“商界”，一脚跨“政界”，风险也是其他官员的双倍。比如中远集团部分领导公款打高尔夫球时，就利用了自己企业高管身份，而且所需费用不需要在自家账上显示，可以由关联企业承担。

此外，央企的很多高管因为“官商同体”，手中权力大，而且还有退路，即使在企业有贪腐问题，转入官场后也无人敢查，因此更容易肆无忌惮。比如宋林自80年代参加工作以来，就一直在华润集团，由一名产业工人而逐渐成长为企业高管，被查前不但是华润集团的董事长，同时还是一名副部级高官。而毛小兵比宋林更牛，不但此前“官商同体”，随后还能华丽转身，成为一名真正的官员。他在2009年4月任西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之前，也和宋林一样在国企工作，并成为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相当于正厅级职务。后成功转型，从商场一步跨入官场。

一些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学者，认为宋林、毛小兵这类“官商同体”、“亦官亦商”的人任董事长，极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因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理应由董事会任命，而不是由中共组织部去任命。而不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国企，谁去监督高层也就成了问题。

另一方面，国企的腐败资源较党政机关更为丰富。像工程建设招投标、物资采购等腐败问题，党政机关虽然也是腐败的重点领域，但发生的频率远较国企低，因为某些官员在任几年或许还没遇见过本部门的重大工程，大宗物资目前也已基本实行了由上级集中采购。而在国企，这些事情是天天发生，无论采购还是销售，也无论投资民企还是民企入股，都是有空子可钻。而在选人用人方面，党政机关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对严密的制度，而国企中就没有这些约束，因此用谁、怎么用，完全是某领导的“一句话”，这些决定他人升迁甚至下岗的高管，其实不想腐败都难。而在今天的党政机关，就有一些年龄偏小的“牛人”，就是先在国企谋取一官半职，然后以同等职务转入官场担任相应的行政职务。其实，这也是另一种腐败。

此外，在“鸡蛋过手轻三分”的当今中国，现金流的频率与腐败程度成正比。相比较而言，一般党政机关的现金流主要集中在发放工资。置办办公用品方面，而国企的资金流必须是不断进进出出，企业才会有效益，而每一次“进”，每一次“出”，都有可能成为贪腐高管拿“回扣”的机会。

综上所述，目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国企腐败的根源。而失效的监督机制，则是国企腐败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