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奇之傅

“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原中共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了无数百姓的心间；周永康等“老虎”尽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却像岳坟前跪拜的铸铁秦桧一样，被百姓用鄙夷和唾弃永远钉在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对华夏所有正直善良的百姓而言，倘若能对乔石对共和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及其高尚的情操和品格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那么，或许便会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句话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

和众多百姓一样，笔者也和乔石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便对其萌生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深敬意。须知，这种鲜有的完全超脱于个人恩怨的诚挚情感，是绝非某些权高位重者凭几句话几件事就能轻易获得的。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百姓透过电视、广播、报纸，照样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乔石作风稳健底蕴丰厚公道正派的好官形象。当某些缺乏自知之明的高官，用自己实在无法让人恭维的“书法”到处题字的背景下，百姓却通过乔石在《书法杂志》上发表的工整劲道的作品领略到了其与官不同的风采。

面对美国专栏作者发出的“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这一敏感提问，乔石回答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对于法制建设，他眼光独到一语中的：“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实际上等于没有法。”当某些左倾高官对朱镕基出来工作千方百计进行阻拦时，乔石在某次高规格会议上公开指出：“有些同志老是说对朱熔基同志过去的错误，不能总是抓住不放，这话看上去公正，实质是错误的。朱熔基同志过去有什麽错误?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是我们当时的政策错了……他不是改正，而是平反，是彻底平反。”

当苏联发生巨变，某些旧思维者纷纷把原因归咎于西方“和平演变”时，乔石却认为，“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我在一次会议上建议不要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对于迄今还被某些左倾思维者津津乐道的“意识形态”，乔石认为，“苏联长期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名义来控制别国党，干涉别国内政，名声很不好。我们也为此吃过大亏，要研究一下，慢慢淡化和不提‘国际主义’为好。”“他又说，对意识形态，应该‘超越’而不‘回避’，可以‘求同存异’”。在这里,观众通过乔石所言，无疑便会对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顿时会产生一种恍然若无般的认识。

乔石曾说过，“他要一直保持低调，不说大话，不说空话，不说过头话，不走极端”。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仅自己如此，而且要求家人也如此。其正如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所谈，“我对于乔家最推崇的就是乔石的孩子没有一个从政”。乔石的大儿子蒋小明“早年在澳大利亚留学，后来在英国，我也是问他，英国哪个车站怎么走？他居然告诉我很详细，我说你怎么那么内行，他说我开出租车在英国来维持的”。乔石的儿子曾靠开出租车维持生计？这让今天的某些官员听起来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要知道早在1983年6月乔石就已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情节和令计划的儿子开着法拉利载着美女在京招摇过市出车祸的事件相比，是怎样的一种强烈反差啊！同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什么教育出来的子女竟有如此天壤之别？

有记者曾问过乔石：“您退休后打算干什么?”乔石很简单回答：“一个普通的民众”。当某些退休后的某些高官不甘寂寞仍对指手画脚嗜好恋恋不舍的时候，又有谁见过退休后的乔石出现在媒体前的什么镜头？一位对中国的民主法制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奠下了非常深厚基础的优秀共产党人，为官做人居然是如此的低调，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又怎能不令人心生深深的怀念之情？其正如阮次山先生所言：“我觉得低调的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历史上留下的鸿爪未必是很容易被抹杀的，我相信乔石先生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会被记下一笔”。

“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乔石不死，永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