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前不久您到中国学习考察，回美国之后所写的经济类文章似乎观点改变了一些，这和实地考察结果是否有某种关联？

那小兵：是的，其中最大的改变在于对“官员体制”的定位。这种改变很大程度是受到黄奇帆先生在重庆搞的经济发展模式启发。过去我一直认为“官员就是吃皇粮的人，是经济发展的成本负担”，这种定义是美国式的，但不符合中国的情况。美国经济学派一般都认定政府体制和自由市场是对立的，是互不相容的，加上政客的选举宣传着重夸大这种对立，往往造成了两极化的立场。以前我到纽约和俄亥俄州的工业开发区做咨询，那的政府官员总是谨小慎微兜售招商项目，但一谈到如何安排企业对口衔接就非常茫然，认为政府无所作为为妙。我到重庆完全感受不同，那里的官员对于地方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理解非常透彻，而且都积极作为，从设想到设计，从沙盘计划到实际操作，各就各位，思路清晰，让我大感意外。这是一种非常主动的做事态度，他们告诉我这是“黄奇帆风格”。从此，我改变了原来所谈的“官员人数占人口比例”的说法，因为中国体制中官员也具有经济推进工作人员身份，至少在重庆是这样的。过去我到重庆总是朋友邀请去高级饭店吃饭，如今我请他们去沙县少吃也行了，可见工作作风不同了。我对重庆人都比较深的印象，虽然他们地处内地，但思想却比较开放，对外来意见容易理解和接受。比如，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设计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盘山建筑群，从沿江路向上连接到解放广场，把一块非常陡峭的上坡地利用起来，既形成了使用方便效用，也打造了重庆一个新景观，在别的地方都不愿接受，到重庆就搞成了。在中国学界谈科斯的人不少，但真正会用的却只有黄奇帆的那些部属们，比如，重庆的地票交易模式和出口加工季节补缺模式都是经典例子。我和俄亥俄州的一位招商官员谈过重庆模式，俄亥俄是美国老工业重镇，但已经衰落了四十多年，日本企业和欧洲企业都不肯来，因为工会势力大，教育水平一般，外国企业宁可到没有工业基础的美国中部和南部，可以一张白纸绘出全新工厂，但中国企业模式正好是俄亥俄五六十年前的那种，可以把国内的装配程序拿到美国做，以此换取美国的优惠税率和市场品牌效应。重庆企业可以用地票换取美国工业用地，美国企业可以在地票交易所出售地票给当地开发商，结果重庆农地复耕的同时还赚取了美国土地，重庆这么一个内陆地区便成功与最世界最发达市场接轨了。我跑到广州推销美国加工项目，他们看不上眼，为何？广东政府人员表面上胃口大，其实每单生意赚的比例小，时间风险大，春节放假好一段时间停工，招工难，培训期难掌握，高端一点的就无法做，这已经成了广东模式的瓶颈。相比之下，许多项目到了重庆都可以在同个区域完成大部分工序，然后到美国组装很方便。我个人认为，一路一带的思路不但是指中国带动其他经济弱势国家，而且是沿海地区把内陆地区带起来，先进现代化国家把中国带起来，中国没有美国这样的市场就没有原动力去带比自己更落后的国家，这是一个食物链的模式。如今中国政府大力推销高铁，但小国没钱买，你放贷给它们却又难收款，如果美国肯进口中国高铁就不同了，或者让中国用美国土地合股经营也可以，这样“一路一带”的灵活性强多了。另个方面，中国数万亿美元外汇存在国外，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机构中，买美国债券收益很低，这些外汇其实就是“外汇占款”，是输出产品而相应增发的人民币，六元人民币落入出口商口袋，一美元就落入中国银行口袋，全中国人民的存款就被稀释了六元人民币，中国市场上就少了六元人民币价值的产品供应，这如何才能变成“藏汇于民”呢？我看也可以学重庆的地票模式，把中国出口所得美元购买重庆债券，让美元自由流通在整个重庆地区，形成一个“美元人民币自由兑换区”，大力招商引资，以四川的低成本换取美国的创新能力，一起赚美元，加入美国经济循环体系，成为中国的一块“美国经济飞地”。如此格局中，重庆成为全国对外开放提升的火车头，沿海各地和重庆做生意就如与美国做生意，美元成交，自由兑换，进而惠及各省，这才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最安稳之途。我们不妨看看一个例子：同样富裕的加拿大人一到周末就跑到美国买菜和加油，因为用美元购物便宜，加拿大税太高，东西贵，而穷国的墨西哥人也跑到美国买高档品，因为美国的好东西墨西哥买不到，即使有也太贵。一旦重庆变成一块“美国经济飞地”，就会形成类似效应，四面八方的人都会争相向那里“出口”和从那里购物，不但解决了中国外汇储蓄效用低的问题，而且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先让重庆富起来，再让内地富起来，最终突破中国依赖沿海地区对外加工的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