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消息在今年1月初传来，东莞兆信通讯公司因倒闭遭到供应商围堵，董事长高民在留下一封绝笔信后自杀，高民在信中写道，“已动用所有资源，但仍无能经营好工厂”。

与高民的悲剧一样，很多东莞的企业也走向了生命周期的尽头。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确认。而在此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公开的数字是，“7.2万家企业被关闭”。

但弥漫在东莞空气中的，并非只有悲观的气息。东莞工商局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东莞制造业数据强劲，1-3月东莞市新登记制造业市场主体6014户，同比增长25.31%。东莞市工商局方面分析称，今年一季度新登记企业的行业已出现新趋势，比如生物、环保、智能、光伏等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市场主体竟有152户。

死亡和新生并存在这个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正在开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生命周期。与改革开放之后意气风发的变革不同，这次东莞的转型可能要复杂和痛苦得多。

不一样的倒闭潮

谢文峰决定提前收车，他已经在这座城市中奔跑了一天。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这位私车拉客的车主可能会出现在路边的任意一个闲聚人群中，随便聊点什么。

至少在两年以前，谢文峰都会忙碌到晚上11点以后，他所在的厚街镇是东莞制鞋工厂最密集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有多少企业和工人，那些作坊式的工厂很少会进入到官方的公开报告中。

谢文峰已经在厚街镇生活了15年，最热闹的时候，拥堵和嘈杂曾让他不堪忍受，180分钟工作时间的缩减，让谢文峰目睹了继2008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企业倒闭潮：大大小小的工厂不停关门，热闹的厂房冷清下来，招工的牌子到处都是。

厚街镇的一个工业园区日渐凋敝，鼎盛时期，这座园区有将近30万农民工，而如今，只剩下三分之一。一家3月10日左右刚刚关厂的老板抱怨，“我们已经到了让工人回家发动老乡来厂里工作的地步，结果还是招不到工人”。

沮丧的情绪在工厂之间蔓延，但外贸订单的恢复掩盖了这一问题，大部分中小企业试图找到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

中金所高级宏观经济研究员赵庆明在今年3月份前往东莞调研企业。他的感觉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理由是，“尽管还存在用工难和利润不高的问题，但订单的恢复使企业有了生产的动力”。

这是合乎逻辑的。厚街的大部分产品供给市场为欧美、俄罗斯等国家，2014年以来，除了俄罗斯市场继续低迷外，欧美市场缓慢复苏。此前，自2008年以来，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市场需求普遍不足，订单萎缩也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供应商们。

但如果只要订单恢复就可以挽救这些工厂的话，那诺基亚一定会为自己关闭在东莞的工厂感到后悔。今年春节以后，微软逐步关停了诺基亚在东莞的工厂，并计划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

而根据公开报道，目前，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耐克、富士康、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但实际上，订单的恢复没有能够挽救这些企业，倒是巨头企业的持续外迁或者倒闭，引发了东莞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类企业的倒闭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电子仪器仪表制造、纺织服装鞋帽、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分别占全市倒闭关停企业总数的44.1%、11.8%、7.6%和7%，合计占比70.5%。

这样看来，这一轮倒闭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闭潮有着本质的区别。“2008年，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属于市场原因，”东莞本地学者龚佳勇分析认为，“这一轮的倒闭，更多的是产业因素，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是人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自身运营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又没有品牌和技术的代工类企业，正在退出，属于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曾在2008年前后到珠三角进行调研。

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搭便车”时代的结束。过去是几年，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他看来，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龚佳勇称，“这个车票可能是技术、创新或者其他，但对大量加工制造类企业来说，他们必须找到对中国经济新的贡献方式，否则，外贸的短暂回暖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班车。”

“买车票”

在东莞制造业由“搭便车”到“买车票”的变迁中，郭罡明显感觉到本地中小企业购买欲的提升。

郭罡是世恒机械销售部总监，后者是盛鼎集团旗下的企业，以生产高性能全自动平压平模切机、平压平模切排废机和全自动烫金机为主业，主要为珠三角的制造类企业提供设备支撑。

珠三角人力成本的上升让郭罡的客群发生了变化。五年前，以香港、台湾和美国为主的外资是世恒机械的大客户。本土小厂则舍不得投钱买高级设备，宁愿多请几个人，多买几台手动或是半自动设备。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切却颠倒了。

外资厂的购买力逐渐在下降，尤其是在近三年。原本不愿意高额购买设备的本土中小企业则开始频繁地参展了解行情。在4月初的印刷展上，郭罡有点失落。那些台湾、香港和美国的老客户来得一届比一届少。“这说明他们的购买欲望越来越小了。”郭罡嘀咕着。前来询问的，基本上是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主的本土客户。

外资厂的式微和本土中小工厂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关系。郭罡注意到，一些美资的印刷厂从国外接到订单后，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由自家工厂生产。过去80%订单自己生产，20%外发。这一比例如今可能需要倒过来。一位业内人士称，外资厂自己生产的订单可能不到50%，且会挑一些附加值高的订单。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外资厂对成本控制的担忧。“控制不好的话，盈利低，利润少。另外，他们不想增加太多的人跟设备。”郭罡说。外资厂宁愿把订单转给同行的本土中小印刷厂，并从中赚一些差价。有说法称，本土的工厂的管理成本比外资厂低许多，能博得些许的盈利空间。

而在本土工厂中，内地工厂又比珠三角工厂有着更大的成本优势。此前，很多外贸公司接单后会全部分发到东莞、深圳和广州的工厂来做，完工后再从这边的专柜出货，由外贸人员验货出去。而现在，因为珠三角工厂的报价过高，外贸人员只能把很多订单转移到江西等内地工厂。原本属于珠三角的产能优势，正在被内地取代。

在这种订单转移中，郭罡的客群又一次被细分。在展会上，郭罡明显感受到国内客户中，内地客户的比重比珠三角客户多出了一半，而他的原有客户中有二三十家内迁到内地。

这种局面对珠三角的工厂造成了压力。“环境越不好，越要投入”，这是本土工厂留给郭罡的印象。自动化机械的投入既是为了降低人力成本，也是为了生产出规格更高的产品。一切都是为了在严峻的竞争下抢到更多的订单。外资厂在对外分发订单时，会挑选那些设备较好的本土工厂。“没有这种高级设备，拿什么去保证交货时间跟品质？工厂会受到这些质疑。”郭罡还记得有一家本土工厂2010年前经营得还不错，但由于这几年在管理和设备上均投入甚少，以致近年来市场份额急剧萎缩。

眼见小厂子生命力愈发旺盛，郭罡也看到了一些客户的衰落。有的客户因为非主业的投资导致资金链紧张，牵连工厂倒闭；有的客户则因为工厂主年纪太大，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在实业越来越难赚钱的形势下，索性关厂。

但更多的客户是被市场淘汰了。“出货量慢，品质总是不稳定，单价又下不来，客户在发展的时候又跟不上对方的脚步，肯定就会被淘汰，客户是不可能等你的。”郭罡说。

市场经济的手推动了机器换人的进程。东莞政府也从政策层面加以支持。目前，东莞主要在电子、机械、食品、纺织、服装、家具、鞋业化工、物流等重复劳动特征明显、劳动强度大、有一定危险性的行业领域企业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全面推动实施“机器换人”。从去年9月份至今，东莞共推动“机器换人”应用项目达到505个，投资金额达42亿元。

然而，505个，只是东莞千千万万家工厂的冰山一角。对于大多数东莞的中小企业来说，仍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意识进行这样的系统能化升级。此外，机器换人，并非适用于每个企业。一些曾经在鞋企工作的人士称，国外的一些订单看重的往往是中国人工背后的工艺，“有些制作工艺是没有办法用机器完成的。”

订单的流失和客户的转移仍然以难以估量的数量发生。最近青岛一家韩资工厂向郭罡买了一些设备，但发货地点却不是中国，而是越南。郭罡的客户里面，至少有10家工厂已经把产能部分或者全部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分析称，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很难依赖这些低端的工厂。政府对低端加工制造业也已经利好出尽。淘汰掉一批企业，既是市场内生的需要，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导。

郭罡所在的世恒机械正在打算新设工厂，但没有选在珠三角的任何一个城市，他们选择北上江苏，郭罡称，“主要原因在于土地成本以及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力度”。

接盘者

“政府不会直接赶你走，但会释放一些信号告诉你，你该走了。”一位在东莞制造业浸淫十多年的冯宁感到十分惋惜，“东莞制造业已经空心化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接盘者”。

官方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去年7月，本轮工厂倒闭潮逐渐严重的时候，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公开表示，东莞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制造业，要保住这个“根”，只要保住这个“根”，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就能存在。

东莞的计划是，用机器替换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即“机器换人计划”。东莞计划每年拿出2亿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同时也是东莞制造业进行升级的一种路径选择。

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三季度，东莞工业技改投资一直在低位运行，最低为-19.3%，实施“机器换人”行动计划以来，工业技改投资跌幅逐步收窄，最终全年增长28.6%，顺利实现“扭负为正”。

这样的升级有两个暗含的条件。有政府官员表示，“一方面，企业的经营规模有一定条件，财政政策会特别支持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另一方面，用工大户原则上要求加快机器替代人工的速度”。

实际上，企业实力的限制也是能否进行“机器换人”改造的关键条件。东莞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越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开展“机器换人”的趋势越明显，调研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实施“机器换人”的最大障碍是资金问题，未开展“机器换人”的150多家抽样企业中，有近半数是因为所需资金多而暂缓。

而从行业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这两个支柱产业的项目最多，分别约占总数33%、37%；特色产业中则以包装印刷业的项目最多，约占总数的6%。“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这是不现实的，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有接近政府的学者分析称，“另一方面，社保新政说明，政府不可能再为大量的用工提供廉价的政策红利了，企业必须做出选择，保留熟练技术工人，放弃只能从事低端劳动的工人”。

这位学者所说的“社保新政”起因在于一次劳工事件的处理及其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一事件或将对东莞的劳动力市场乃至制造业生存模式产生深远影响。2014年，本地最大的鞋厂裕元鞋厂出现劳资纠纷案件。去年3月份以来，4万名员工以大规模罢工的形式控诉裕元未依法为员工缴纳足额足年的社保金。官方介入下，裕元“按政府规定”依法补缴社保、公积金。截至去年7月，该集团共完成社保金补缴业务777宗，其中企业负担711万元。

有工厂主评论，这一事件的处理开了一个先例，即“社保金追缴制”。政府的做法是，一旦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厂必须为工人全额追溯缴纳社保金，并且缴纳滞纳金和罚金。

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社保新政无疑是一个噩耗，但对于试图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东莞而言，对“人”的重视也许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这是东莞制造的进化之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莞制造业被集体撞了一下腰。人民币升值压力、工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渐趋完善等，都在重塑制造业的生态土壤。外部营商环境一直在急转直下。当年，他们赖以生存、借以壮大的优惠政策、人力成本等优势眼下却是一湖将他们困住的泥潭。“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算是市场的力量，中小企业和低端劳动力的生存空间已经消耗殆尽，”上述学者称，“这听上去有点残酷，但却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必须迈过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