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新华网》一篇题为《药品公司董事长：90%药品有50%降价空间》的文章，揭开了药价“虚高”背后的黑幕，同时也佐证了笔者多年来对中国药价畸高生成原因的解析。

2007年“元旦”钟声敲起，
笔者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博文《由郑筱萸被双规，解读高药价的深层次原因》，对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一意孤行，以所谓的新药、特药为名推行“一药多名”，并导致中国人“看不起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或因汹涌舆论所形成的压力，涉案金额并不算巨的郑筱萸最终被执行死刑。

可十分遗憾的是，郑筱萸的死并未换来“一药多名”的终结，相反却延伸至国家发改委物价司的某些官员也借药名混乱敛财，将同类药品价格核定成“天壤之别”。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所言：“同一名字的药品，不同的厂家价格能差10倍，我们想知道，高价药品贵在哪里，低价药品质量水平是否达标。”其实，媒体已曝光过“骨瓜提取物注射液”医院售价较之出厂价最高高出105倍，发改委称符合政策的奇事。实际上，郑筱萸伏法后，中国的平均药价又翻了好几番。

三年前，笔者在《“高药价”，缘于发改委、药监局游戏》一文中，简明扼要地写了个制造“高药价”的基本流程，即：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发改委批准“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老百姓反映强烈——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而参加“两会”的这三名全国人大代表披露的信息，毫无疑问是佐证了笔者此前的观点。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称“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就部分印证了笔者此前药价“畸高”的预测。因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这样的差价也只有贩卖毒品可比，何况韦飞燕作为药企董事长，说出的“90%”、“50%”肯定已大打折扣。

而药价的畸高部分究竟流向何方？按照韦飞燕的说法就是“大多数药企并没有从药品差价中得利。” 那么，畸高部分也就只能如笔者此前的预测，流向了掌管新药审批、药价核定、集中招标的官员和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院、院长、医生、司药甚至清洁工。而为畸高药价埋单的，就只能是患者与医疗基金。而在这个奇怪的“黑幕”背后，患者不但无辜多花了金钱，还因药品“回扣”而衍生出的“大处方”牺牲了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董事长朱文臣称“药品出厂价包含约15%至20%的提成，是业内潜规则。药价虚高，是在药品流通环节中层层提高的。最终，患者从医院拿到的药价更高了”，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我的观点。

而张福维称“药商出售药品，早已将回扣计算在药价里，药价越高，回扣越高。”如反过来说也就佐证了笔者此前的判断，那就是药价越高，医院就越愿意使用，因为医院的15%加价基数更高，获利就会更多；药价越高，医生也就越乐意推荐使用，因为医生的回扣也更高。正如朱文臣所说：“实际上，降价并没有使制药企业的销售量上升，反而下降了。”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毫无公平的环境，一个让相关职能部门管理成有悖于市场规则的畸形市场，才导致民怨沸腾。也正因为如此，药监系统在近几年已有多人被查，而国家发改委主管药品定价的物价司，去年就有5名司级官员被查，包括前任曹长庆、在任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而这5人的共同特定就是曾主管药品指导价的制定。

笔者以为，没有药价的正常回归，目前以财政补贴为支撑的任何医疗改革方案都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而大幅度降低药价对医改的意义，张福维“实现药品、耗材价格下降50%，这笔降价将获得巨大的费用空间，可用于支付医院开支和补贴诊疗费的提升”说，也与笔者此前的观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将桌子底下的“黑钱”挤掉，在医疗成本大幅度下降之后，用节省下来的医疗基金及为了体现医护人员价值而提高的医疗诊治、服务收费来补贴医院。

好在发改委领导已经醒悟，正准备放开药价审批，且据说方案已上报国务院。而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将使助推“畸高”药价的两个“祸首”部门去掉一个。但要让药价真正回归，“一药多名”制度必须取消。而依据笔者多年来对中国反腐的研究，在习王“打虎拍蝇”的强大攻势下，相信仍然坚持搞“一药多名”的食药监总局，未来将有大批官员因审批新药而“落马”，不信大家走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