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令计划是继苏荣之后被查的第二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继苏荣、徐才厚和周永康之后，落马的第四位国家领导人；是继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之后，泥足的第四位十八届中央委员。

所有这些标签，均不足以描述他的特殊。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令系第一个涉嫌贪腐被查的中办主任。这个职务，在不同场合还可切换为秘书长、大内总管。财新网的报道称：“从权势看，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排在他的政协同事苏荣之前，与执掌军队政治大权的徐才厚差可比拟——甚至很多人认为，令计划曾经拥有的隐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

回溯2014年10月11日这天，有两则新闻如果放在一起阅读，颇有意味：

一是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二是为期两天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京闭幕。两者的重叠之处，不光是“秘书长”字样，还有对应的权脉。

何谓秘书？《辞书》解释，协助领导人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等，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这个职务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不过，秘书岗位从来好比“官窑”，“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你去翻翻达官的简历，大抵不会缺了这个标签。

至于秘书长，中外有别。在国际组织中，秘书长一般是议事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职能是协助所在机构负责人的日常工作和组织；而本朝的秘书长，则是秘书之长，大内总管，统领整个行政中枢的辅助系统。

针对这个职务角色，曾有过4M之说——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就结构而论，代表公共利益与意志的公权力包括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群体自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在权力私有化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成为公权力的实际操持者。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总是秦。翻开国史，我们从未走出暴力营销的恶性循环；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将未必干得过无后的宦官。从大明朝的“九千岁”起落，到如今“二号首长”的沉浮，自可目睹辅助系统的行权模式与扩权冲动。

盘点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秘书长的高达九人，他们分别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赵智勇，山西的聂春玉、杜善学，江苏的赵少麟，安徽的韩先聪，山东的王敏。而作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更是秘书总长。

在省一级，秘书长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尽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后，却既可以是老人的触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体的某个器官，不仅自身位高权重，还直接关联更重量级人物，比如赵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书记，赵智勇对应落马副国座苏荣，李崇禧、郭永祥背后是大老虎周永康。至于令计划的落马，因其绝对中枢地位，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

多数情况下，一个腐败集团的倒掉必定存在一个秘书部落。在陈良宇案中，秦裕、孙路一等秘书系统人员涉案；而到周永康案，专职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余刚，甚至包括警卫秘书谈红，无一幸免。

在这之前，曾经卷入重大经济案件的还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倘若级别下沉，个案不胜枚举，如河北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南漯河市委秘书长谢连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秘书长王国武、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秘书长邓晓军，等等。

但令计划一案，必将扭转这一秘书附属的特性，而成为地震震中，此前及之后的人事地震，都可能与其如网状关联。

以高级官员为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五套班子中，均设有秘书长，负责“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等协调工作，“有多少首长就有多少秘书长。”表面上看，秘书长只是中间人，但因为首长对具体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给秘书长们很大的权力空间，由此而生的权力寻租也屡见不鲜。

优秀的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的制订，以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这一行权过程中，实际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派生出的权力，可谓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演化而来的权力，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与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在半透明政体中拥有更大的运行空间。这实际是让潜规则代替法治，从而形成次级秩序。秘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秘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不同权脉中的秘书可以并网运行，由此结成同盟甚至部落。透过这些部落的活动范围与运行轨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结构的癌变。

比如，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在2010年初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等出席。这是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亦是他们双双案发的引线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积落马，也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共同指向同一中枢——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是直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从中共成立初期就有。在建党初期，中办时称中央秘书厅，后几经演变，于1948年5月改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要工作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负责党中央文秘、会务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的督促检查，中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转达和催办落实；

二、负责全国党政系统的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负责中央文件和机要文电、信件的传递工作，承担全国有关商用密码的科研、生产、销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负责全国密码保密工作；

三、负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医疗保健，担负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活动场所的警卫任务；

四、围绕中央总体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动态、综合调研，承担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五、负责为中央制定党内法规和领导国家立法的具体服务工作；负责中央档案资料的接收、征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负责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

六、归口管理党中央直属各部的后勤服务，联络、处理中央各部门共同性的社会事务工作。

这里的掌门人一直都是以党魁“大管家”的身份出现，负责其日常行程、安全保卫、医疗保健等贴身工作。如果给这个群体列一份名单，他们包括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邓小平、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杨尚昆……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正是中办主任。而最高层就此批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依靠枢要辅助机构来保证政令贯彻，此种政治现象值得研究。其实，所谓“镜中花、水中月”，换成另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过去两届，这成了权力运行状态的精确描述。

当然，类似秘书长会议早已有之，且贯穿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各个层级。如省级会议通常在两会之前，全国会议则在中央全会之前。一些省市还对秘书系统提出这样的政治口号：当好“坚强前哨”，建好“巩固后院”，成为“核心智库”。

毫无疑问，一个弱势的权力核心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辅助系统，这是过去两届权力核心的阵痛，亦是此番令计划落马的来由，它与周氏掌控的情报系统，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密室权力，并形成大规模私有化。让阳光进入这些密室，是未来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