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文章导读：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

　　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我要讲的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经济增长在过去是怎样的，过去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超高速增长实际上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首先是不能持久的，其次可能是弊大于利的。何以见得？举例来说，第一是资源加快消耗枯竭，第二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第三是低效率，第四是某些部门严重产能过剩。这四个大家都能看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因为都忙于在超常规、超高速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问题。

　　我们今后想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因为要素成本上升，这表明了你要想维持超高速增长可能会亏本。我们马上就要制订“十三五”规划，大家怎么考虑呢？我参加了讨论，发现有两个认识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规划，增长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是中高速增长。究竟中高速增长多高呢？7%左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6%~7%或者6.5%~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后有可能还要低，即使是6%，在全世界来看，同样是中高速增长。

　　与之相对的一个认识，就是观念在改变。我们过去的观点是经济增长率是硬性的指标，因为这样才有权威性，实际上不应该这么看问题。应该说目标增长率不应该是硬性指标。我们过去的做法，中央的(指标)，全国人大一通过；地方的(指标)，地方人大一通过，就成为铁板钉钉了。必须为完成这个硬性指标而努力，就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压力。大家都觉得既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顾形势的变化。这样就导致了要完成这个目标，出现各种产能过剩现象、信贷超标现象。世界上的主要国家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还在定硬性的增长指标，都是改为预测值、弹性值、软值，每个季度要调整，比如，年初估计今年增长是4.5%，过了几个月没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标)可以调，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硬性指标就会造成损失、造成压力，这样的观点要改变。

　　你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应当注意改革要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当前这么多的改革当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个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几个改革。

　　第一个改革是要建立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就是秘书长(国资委[微博]秘书长阎晓峰)所讲的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改革，着重在资本配置机制的改革，怎么把这么多国有资产用活？怎么让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应该管资本，把资本用活。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分门类、分行业，因为各行业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公益性的，有些行业是国家特别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还有一些竞争性的行业。所有这些按行业来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业搞活。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不同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竞争性的行业要看具体行业的情况而定，国家不一定控股，但是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还是需要控股的，也可能是相对控股，也可能是绝对控股。我们要记住，即使几个国有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新的国有企业，也比单一的投资主体建立的国有企业好，因为董事会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种投资者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会将是一个权力相对均衡的状态，董事会上是有争论的，不是一种声音，这也是有利的。

　　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迟早会让中国走上职业经理人制度。因为职业经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产权激励机制，没有职业经理人制度搞不起来。如果全是官员调动职务来当总经理，就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学做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国有企业，国企的改制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需要职业经理人。供给方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企业咨询公司、猎头公司、企业家协会、经理人协会等等，他们把这些人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推荐经理人。没有中介机构，职业经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为他跟一般的劳动者不同，不会自我标卖，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在那，不会那样做，主要是通过中介组织推荐进入。

　　德国有一家很有名的企业，连续几年亏本，董事会不满意，他们需要找到新的经理人，于是去找咨询公司。(咨询公司)不是给你派经理人，而是先跟你定承包合同。这份合同规定第一年扭亏多少，第二年扭亏多少，到第三年才扭亏为盈，如果完成这个目标，按比例收取一部分盈利，然后再推荐经理人。很多地方这样做就成功了。因为咨询公司是带着一个团队去的，而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这个团队会指出你的毛病在哪里，如果最后成功了，而且企业也同意，当初带团队的人便成为经理人。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条件，但中国迟早要有这样的市场，特别是竞争行业，还包括民营企业，如果要搞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也一定这样做。它有一个过程。公务员如果退休以后能够成为职业经理人是很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第一个改革——建立独立市场主体。

　　第二项改革是收入分配的协调。中国现在收入分配不协调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没有产权，农民现在还在土地确权。他们确权兴致非常高，原来我们去浙江那边，杭州、嘉兴农村刚刚确权，那里进村的路都进不去，全是炮仗。老百姓认为他的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有权证了，他的房子有产权了，你不能随便圈地，也不能随便拆迁，要不然用法律手段告你。这是产权改革深入到农村了，这对中国未来影响很大。我们在那里考察发现，土地流转加快了，家庭农场制起来了，这都是新的变化。

　　收入分配的协调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让劳工市场有完善的议价机制。因为劳工市场上，双方力量是不对等的，雇人的是企业是单位，受雇的是单个的农民工，或者是一个村子里面抱团出来的几个人，这个力量太差了，所以多由雇主说了算。应该按照国外的经验，工会参与到议价当中，这样初次分配就能够走上一个合理的方向。

　　收入分配协调的第三个问题是孤立的农牧民在农产品(11.65, -0.08, -0.68%)出售上和收购方(大超市、大的农产品市场)议价能力不均等，收购方说了算。国外怎么办呢？国外有合作社、联社，他们的力量大。我在丹麦、荷兰、新西兰考察过，这些国家的合作社上都有联社，联社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和码头，直接跟国外的超市联系，这样议价能力就能达到对农牧民有利的水平。中国联社刚建立，这是需要中国加强的地方。

　　收入分配协调的第四个问题是改革教育体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是均衡的，但是教育资源现在城乡不均衡。同是义务教育，城里的学校好、校舍好、师资足、学生积极性高，而农村就差，这样下去中国垂直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职业世袭化已经出现了，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这样下去收入分配怎么能改善？所以教育体制也需要改革。

　　保持新常态的稳定一定要改革：通过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受雇者和雇主之间有合理的议价机制，工会要发挥作用；农产品的采购商和农牧民之间要有合理的议价机制，联社将来越来越好；还有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

　　中国要保持新常态还要注意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抓两个问题，一是失业率，根据中国国情，失业率将来在4%~5%之间，不会出大问题，超过5%才采取措施；通货膨胀率根据经验，3%~4%没有问题，如果超过4%，国家一样要管。但这都重在预调，重在微调。宏观调控切忌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对经济都是不利的，要把这两个指标掌握住。而增长率指标改为软指标、弹性指标，加上以上提到的改革，我相信进入新常态一定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