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记者调查了解到，早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曾任某国有大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陶礼明，有着国企高管中罕见的学术背景，是金融界公认的“有能力的银行家”。然而，就是这位“明星银行家”，却炮制了我国金融史上罕见的恶意超发国债牟利事件。

　　2007年挂牌成立的中国邮储银行，是我国资产规模位居第七的银行。掌舵这样一家大型金融国企的银行家，为何会陷入腐败的“黑洞”？

　　“中国第七大银行”行长超发国债获利，手法专业多年未被发现

　　生于1953年8月的陶礼明，曾任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局长。2007年3月，由原邮政储蓄体系改制成立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陶礼明担任第一任行长，直至2012年6月，被披露因涉嫌经济问题被查。

　　记者在位于北京市金融大街3号的邮储银行总部及其官网看到，陶礼明以往的讲话稿、新闻稿、照片等已被撤换删除。一些知情人士在表达惋惜同时，还坦言原行长堪称“能人”。作为一家新成立的银行，邮储银行依靠覆盖全国城乡的网点，以小额贷款、对农贷款为特色，成为后起之秀。从邮储银行公告来看，挂牌成立至今，其资产规模增长了两倍多。截至2013年底，其资产规模居中国银行业第七位，仅次于工农中建交和国开行。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陶礼明与两名同事、下属合谋，先后8次超发凭证式国债，累计超发国债共计4．2亿多元。超发国债资金中的3．436亿元，被陆续转出为私人牟利。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春荣等专家介绍，我国的凭证式国债由商业银行代理财政部发行，各银行发行规模均是定额的。银行如果操作不当引起超发，超出定额的部分通常要自己消化处理，“原则上超发资金需妥善返还给认购者”。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早在2000年凭证式第一期国债发行过程中，邮储银行无意中超发了1253．64万元。下属向其汇报后，陶礼明决定将超发的国债资金用于对外投资。随后，陶礼明等三人将投资所得的90余万元利益私分。

　　偶然尝到“甜头”的陶礼明，从此将超发国债当做了“挣外快”的门道。经陶礼明同意，此后中邮储7次故意操作超发国债。“实质就是把广大投资者认购的超发国债，当成了‘私产’牟利，是明显的违规做法。”上海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债券交易员说，由于案件中的手法十分专业，以致挪用后多年未被查处发觉。

　　贵为行长热衷“小钱” 操纵上百亿涉农贷款捞“好处费”

　　记者调查了解到，为了填补其投资亏损的窟窿，陶礼明或其同伙还挪用其他国有资产，并收取各种“好处费”。一些腐败行为涉及的贷款资金规模甚至达到了上百亿元。

　　——利用国有资产、券商资金填补“窟窿”。

　　起诉书列举的犯罪事实显示，在陶礼明等人合伙挪用的超发国债资金中，有多次直接汇入证券营业部用于炒股，或汇入北京华融投资管理公司、东正投资公司、远望创业投资公司等进行委托投资。截至案发，中邮储国债专户中，尚有4271．8万元资金未归还。

　　为填补投资亏损带来的“窟窿”，与邮储银行同属邮政金融系统旗下的中邮证券公司的资金多次被套取。检察机关指控，经与陶礼明合谋超发国债的中邮证券公司原总经理李春太多次安排，仅在2011年，就分三次将套取的800万元归还其挪用的国债资金。

　　——贵为行长，存折印刷、广告装修也要“揩一层油”。

　　检察机关还查明，陶礼明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534万元、美元99万元、欧元1万元。从不起眼的存折印刷、广告业务，到大楼装修、软件合作，这位掌握上万亿金融资产的银行行长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揩油”的机会。

　　仅在2002年4月至2011年9月，浙江温州一家印务公司为承揽中国邮储银行的存折印刷业务，就向陶礼明分10次提供了550万元好处费。

　　——操纵上百亿新农村贷款，贷款好处费动辄百万。

　　起诉书显示，陶礼明收取的贷款“好处费”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2008年4月至2012年4月，湖南高速、丹阳城投、江苏交通及其子公司宁沪高速等6家企业获得融资109．5亿元。陶礼明团伙从这6家企业得到“好处费”“回扣”“提成”共计7864万余元，陶礼明从中分得230万元。对此，陶礼明在法庭上供认不讳。

　　记者了解到，上述多数融资是通过监管机构批准开展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融资业务”进行的。专业人士介绍，这是国家为了解决农村发展矛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开展的低息专项贷款业务。这类贷款竟也被“运作”演化为个人牟利的黑色利益链——即在明知不符合项目要求的情况下，为了分得好处费，仍审批同意放贷。

　　国企高管“能人腐败”留下诸多“制度性问号”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明星银行家”陶礼明的落马，警示了国企高管的“能人腐败”现象。近日中央巡视组在反馈中表示，一些地方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一边是骄人业绩，一边是巨额受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应从改革国企高管考评机制入手，提高其违纪违法成本。

　　在中国邮储银行官网依然刊登的一份专访中，陶礼明曾直言自己的“金融梦”：“作为银行应该不怕竞争”；“开发设计适合农村市场的金融产品，使农民也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金融服务”……一些专家和知情人士对这位“明星行长”涉案表示惋惜的同时，也对其挪用资金规模之巨、贪腐手法之专业表示惊叹，坦言案件留下了不少制度性的问号：

　　——类似陶礼明等人超发凭证式国债的漏洞要如何封堵，怎样让国债资金安全不再“形同虚设”？上海一家大型券商债券部董事透露，目前在凭证式国债的发行过程中，记录分散在各网点，而且大部分采取手工方式。“所以超发国债便于操作，难以发现，亟待封堵漏洞。”

　　——为支持农村建设设立的专项贷款，为何成为行贿寻租的“方便之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费方域等专家认为，与市场上的民间贷款利率相比，目前银行利率较低，国家批准的专项融资贷款更是利率低、周期长。即使支付高额贿赂，行贿企业和经办人仍然“合算”。“信贷腐败挤压了正常的贷款空间，扰乱了市场秩序。连大企业拿贷款也要送钱，中小企业才想尽办法都拿不到贷款。”

　　——仅靠陶礼明一个人的一支笔，就能决定上百亿的资金去向，这样的国企高管“一支笔”现象如何约束？“目前很多金融高管其实都是行政官员，不用对出的问题负责，没有职业经理人的问责制度。”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奚君羊认为，改革还是要走市场化道路，分散贷款审批的权力，不能再让一个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