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河南三门峡市委书记的连子恒被“双规”。这位正厅级干部离开三门峡前后，当地曾被查出大规模买官卖官窝案。两位退休处级干部证实，义马市副市长聂卫东曾在饭局上公开宣称，“没想到一个副市长还是挺便宜的。我准备了200多万，结果只花了100万就把事情办成了。”（8月30《经济观察报》）

买官卖官，古已有之。以清朝为例，国库空了，皇帝就要卖官。卖官的钱，理论上都交到了吏部，最后归到国库。但历朝历代，人们是看不起这些捐官的，总觉得捐官通过买卖上任后，肯定要连本带利一起捞回。买官卖官的的风气之所以久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一些地方，官位炙手可热，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花50万买个县长，顶多不过两三年，不但能顺利收回成本，而且还能赚他个盆满钵满，何乐而不为？对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古人有非常精到的描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在一些贪官心目中，“官”，是一种独有的特殊商品。卖官者的好处一方面是买官者所送的金钱、实物等贿赂，一旦交易成功，买官者少不了再要感谢卖官者的“知遇之恩”，而且可能以后还有定期的“纳贡”；另一方面是通过买官卖官，卖官者可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亲信，形成官官相护的黑色网络，这就更便于以后进行腐败活动。卖官者甚至可以放长线钓大鱼，培养腐败交易的“贿赂源”。买官卖官不是“一锤子买卖”，不是一手交钱，一手给帽。掌控任免决定权的腐败官员并不都是“主动出击”和“刀刀见血”，他们更善于倚权蹲守，稳坐钓鱼台，坐等买官的票子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

要说起如何买官？原易城县武保安书记卖官的方法堪称经典。该书记上任伊始，第一步就是大造调整干部的舆论，挑动大家的欲望。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而且声称是“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如此一来，原来没有想法的人有了想法，原来有小想法的人有了大想法。干部们都想着如何抓机遇、争位子、要头衔，价码成为干部议论的焦点。每一个希望被调整的人，各种信息在交流、碰撞中迅速传播，时过不久，为送钱买官明码标价，政协委员5万，人大代表10万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了。

接下来，为了提高官位的价格，武保安到各乡镇找干部谈话，武书记的谈话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符合调整条件、有想法的干部，而且包括不符合条件或者根本没有调整想法的人员。武保安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而且态度逐渐变得暧昧，抛出一些诸如“这个岗位竞争很厉害，你再考虑考虑其它单位”、“你的实力不行，调整好有困难”、“你多说几个单位，我给你考虑着呢”、“不能光想着吃肉，还要啃骨头”等话语。对找上门来的干部，武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大盘子还没定，等定下来再说吧”、“年前不动了，节后再说吧”等之类的话语。最终用儿子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每一个官位都收到了最高的“卖官价”。

某纪委书记曾对河南作家郭一平说：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份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了！

但凡买官者，大多在上任后，或多或少都难免有卖官行为。这个道理其实跟经商差不多，在哪方面投入了成本，自然就得在哪方面营利。熟悉官场的人说潜规则是:“不跑不送，停职留用；只跑不送，原职不动；既跑又送，破格提升”。这些“原则”让卖官者不遗余力，买官者趋之若鹜。

在一些地方，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一把手，往往对其属下的权力分配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个人在官场上的命运，往往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程度、群众的评价结论来体现，而是通过上级领导的“个人想法”来定夺。这个时候，只要下属明白领导的“想法”，并投其所好，一些领导便会绕过正常的升迁程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买官者获得升迁的目的。这其实也是买官卖官现象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曾经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联是“以钱开路”。如果说这是对买官卖官的一句绝好讽刺，不如说是对贪赃枉法行为的真实写照。买官卖官讲的是一个“钱”字，不管够不够条件、有没有问题，只要舍得花钱，钱花得到位，就能买到称心的“官职”。但官场不是商场，公权不能买卖，这本是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逻辑起点。

中国历朝历代衰落都有个明显的政治标志，那就是卖官。秦朝“缴粟千石，拜爵一级”，不出“二世”即亡；东汉卖爵授实官，以致“天下贿成，人受其敝”，引发三国之乱；宋徽宗时期，“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致使宋朝愈加难以支撑，偏安一隅的美梦也未能持久；明朝中后期，“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朱氏王朝自此残喘不过八十年。历史一再告诫我们，买官卖官若不根除，终将导致政亡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