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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寄语广大网友和党员领导干部：扬清扶正 人人给力   [保存到相册]

　　我们这代作家天生是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责任的一代”

　　问：您曾说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命运的驱使，是出于对祖国、对民族、对同代人命运的关切，为了使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请您具体谈一下。

　　冯骥才：我算是十年“文革”后最早拿起笔的一批作家。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每一篇小说发表后，就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当时家里没有电话，更没电脑，只靠通信。信箱每天都堆满了信，一开信箱门，里边的信会“喷涌而出”。写信的人天南海北什么地方都有，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他们的感受和肺腑之言。最让我感动的是，打开信时，有种沙沙的声音，什么响声呢？他受到你的感动，给你的信是流着眼泪写的，泪水把信纸微微粘上，揭开信纸时便发出沙沙声，这使我特别感动。你会觉得你的心跟读者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生是跟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们是“责任的一代”，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写作。所以说，后来我转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仍然出于一种责任。

　　作家应该最有平民意识，不是精神贵族

　　问：您多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或市井人物。您缘何对普通人的命运尤为关注？这反映了您怎样的一种文学观？您写他们寄托着怎样一种理想？

　　冯骥才：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最有平民意识的，不是精神贵族。普通人，这个概念如果用一个庄严的称谓，就是人民；如果用一个通俗的称谓，就是老百姓。但老百姓是时代真正的主人，生活的主人，他们的经历、命运、向往、喜怒哀乐，以及真实的生活与境遇，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的本色实际在老百姓身上；任何一个时代和历史的真实，都记录在那一代老百姓的命运上。所以我觉得作家的眼睛永远要盯住老百姓，尤其盯着老百姓中的弱者。关切他们是作家的天职。

　　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属于我们的后人

　　问：这些年，您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您曾经说过，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感到人孤力单，觉得自己像是那个跟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您这样做的动力来自哪里？

　　冯骥才：知识分子跟时代是共命运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像一个大转弯，来不及做全面、充分和科学的思考。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急匆匆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就这样，不知不觉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明——文明的传承，出现了一些瓦解和断裂，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愈来愈明显。这是让知识界非常担心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生生不息，跟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分不开。然而，我们民族的精神不是空的，更不是几句口号，它实实在在、有血有肉地保存在我们的文化遗产里，并靠着这雄厚的“遗产”世世代代传承着。但是当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们容易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事物，精神性的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就会被漠视，甚至受到冲击。可当时我们来不及去想这些，不会马上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那么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应该是知识界先自觉。因为知识界天经地义是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做这个工作的。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它属于未来，更属于我们的后人。所以我们这代人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文明的传承承担起来，不要叫它出现断裂。

　　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实际去做，一边不停地说道理，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

　　问：您刚开始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时，遇到哪些困难？怎么把它做起来的？

　　冯骥才：我们刚开始发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人们按照习惯，向我要两件东西，一个要红头文件，一个要经费，经费是绝对没有，红头文件也没人给。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一个省一个省去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去做动员。那时地方的官员，县长、乡长、村长听你说的话，根本听不懂，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实际去做，一边不停地说道理，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只说不做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我们必须做“行动的知识分子”。用行动证实思想，只有付诸行动，才能唤起人们的思考。当然做起来十分艰难。有人称许我卖画做抢救，其实卖画的那点钱能干多少事？能救下来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样做，更是为了给我们自己鼓鼓劲儿。这么干有点悲壮，但悲壮地做事感觉很好，能够激情满怀。

　　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

　　问：非常不容易！在您的倡导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在是否好了很多？

　　冯骥才：让我高兴的是，通过十几年来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工作，人们渐渐有了文化的自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开始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了。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经不允许文物贩子进村来买东西。再比方说，最近我们在做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时，河北省井陉县召集全县的动员会，要把这个调查作为“文化立县”的工作来做。近年来我遇到的这种事情愈来愈多。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演讲，另外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带着不少干部跑来听，想得到启发。常常还会有一些地方，县里的、村里的，把他那里文化遗存的图文资料拿来，请你帮他们认定，给他们提提建议怎么才能保护好。我觉得全民的文化意识正在一点一点觉醒，这最重要。老百姓是我们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爱惜了，才能真正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变化。

　　一边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士极缺，一边专业人才又“报效无门”，这是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

　　问：还有什么令您担忧的吗？

　　冯骥才：虽然说近年来有不小的好转，但文化遗产仍然面临冲击，消失的速度仍很快，这不能回避。回避问题是不负责任的。这些问题的症结我谈过不少，今天说另一个问题——专家太少了。我们现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1219项。但这些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的后面，80%以上是没有专家守护的。没有专家，只靠传承人自己去保护吗？保护必须有科学的指导和科学的方法，我们现在极度缺乏！地方政府申遗成功后，便扔在那里没人去管，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令我们担忧。

　　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才呀。现在不少大学的研究生在学习“非遗”保护，每年都会有一些“非遗”研究专业和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毕业，但是不少研究生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一边极缺专业人士，一边专业人才又“报效无门”？其实，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有“非遗”的保护单位，比如保护中心、“非遗”博物馆等等，都有编制。但这些岗位里，有的把编制给了关系户，给了一些与“非遗”和文化不相干的人。这种事已经不属于文化自身的事，但是它关系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成败。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普遍，不少文化部门的人不懂文化，有损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不正之风在组织和人事上突出的表现，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把这个月饼奢侈化、土豪化、庸俗化了，把我们的月饼变质了、变馊了、变味了

　　问：多年来，您醉心于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家，“必先正风俗”。您怎么看风气与民俗的相互作用？

　　冯骥才：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很多优良的传统。一半在我们的经典里、典籍里，还有一半活生生地承载于我们美好的风俗里。

　　马上又要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了，中秋民俗就非常美好。在农耕社会几千年里，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人们要以节庆庆祝丰收。恰恰在这个季节里——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月亮最圆。人们从这圆圆的明月中诗意地想到了人间的生活美满，家庭的团圆。中国人把家庭的团圆看得最重，可以说家庭的团圆，人间的和谐美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凝聚力。可以说，中秋的传统主题也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力。

　　月饼是中国人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它一边象征明月，一边象征人间的团圆，里边放一点甜的东西，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甜美。非常朴素，非常诗意，非常美好。这就是我们的节日，我们节日的灵魂。

　　可是这些年，我们把这个月饼奢侈化、土豪化、功利化、庸俗化了，把我们的月饼变质了、变馊了、变味了，实际上把我们传统的美好的东西丢失了，同时把一些功利主义的庸俗的东西偷换到月饼里面去了，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别小看这小小一块变味的月饼，我们失去的是整个中秋。所以，我非常赞成以节日为切入点，狠刹歪风邪气。

　　刹歪风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怎么变“非常”为“正常”，变被动为主动？

　　问：请再谈谈您怎么看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您对狠刹歪风有何建议呢？

　　冯骥才：多年来，我们过分地注意经济快速的发展，对道德、精神各方面的建设抓得不够，歪风滋生，得不到抵制，舒舒服服地形成了这种风气，甚至形成某些恶俗。这个风气确实伤害和败坏了我们。现在努力去刹，明显见了成效。去年春天，突然一刹，很多人还不习惯，因为以前吃惯了、喝惯了、拿惯了。当时我说，对于一些人应该换换活法了，现在看换是换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

　　一个是，还是有些人把现在狠刹歪风看成“非常时期”。心想请客送礼、吃吃喝喝这套先停停，避避风头，过了这阵子再说。因此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非常”真正变为“正常”。只有正常了，风气才真正“正”过来。二是现在这种风气的转变是被动还是主动的。凡事被动的都靠不住，主动才是从根儿上转变。

　　把“非常的”变成“正常的”，靠什么？靠的是制度，严格的具体的明确的制度，这也是依法治国里面的“法”的一部分。把被动的变为主动的靠什么？还是要靠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所以我觉得价值观教育是根本的。人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才会主动和自觉地这样做，而决不会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