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言平

　　千万级的贪腐12起，涉案总额高达22亿。贪腐数额之巨，已经令人震惊，如果告诉你，这12起巨腐案的主角，不是“大老虎”，甚至连“小老虎”都算不上，只是小小村官，你会不会更诧异？

　　虽然，中央第二巡视组此前曾指出，北京市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大家并无概念。新京报这篇对小官巨贪的“不完全统计”的梳理性报道，无疑是将“小官巨腐”的严重性，给具象化了。人们从中直观地看到，农村基层这个很容易被反腐遗忘的角落，腐败问题竟然如此深重。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官不当干部。尽管这个群体并不醒目，但村官这个曾被春晚小品和影视剧渲染和致敬过的基层权力群体，竟然会以巨贪的姿态，出现在舆论风暴中心，让人万万没想到。

　　村官等基层干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毕竟他们是最贴近民众、民生的权力载体和服务主体。但小官巨腐的现象，却警示我们：官阶虽小，但腐败的能量同样巨大。甚至，村官的腐败对公平正义的伤害，也更为严重——它将造成权力系统的根系性糜烂，蚁穴溃堤的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

　　那么，“千万级村官”是如何修炼而成的呢？根源埋藏得并不深，腐败的路径也并不隐蔽：一是利益格局的转变，让小官手中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兑现能力；二是权力处于监管缺失的土壤上，为贪腐制造了巨大的空间。利益巨大，监管薄弱，权力再小，也能变异成腐败的庞然怪兽。

　　利益格局的转变，首要来自土地财富变现能力的凸显。这些“千万级”村官，过半涉及征地和拆迁。城镇化的推进，土地不仅仅成为政府财政红利和农民变富的路径，村官们也因“土地爷”的身份，变成了“财神爷”。而另外一些，则是贪墨政策红利，社保、集体资金、新农村建设投入、农资补贴等，国家公共投入在农村的大幅增加，也成了一些村官们口中的肥肉。

　　而对基层权力监管和监督的系统性缺位，则成为村官腐败的天然屏障：上面监管宽松，下面监督缺位，就连舆论也很少聚焦这个利益格局日益复杂的区域，乡村等基层，成了不设防的地带，腐败的吞噬也就愈演愈烈。

　　如果基层权力面对新的利益格局，内部监管能够及时跟上，想必乡村腐败的局面，也不止于此。如果基层自治成熟，有了完善的监督体系，村官们想必也不敢如此大张胃口。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部监管辐射到基层，已经很微弱，而基层自治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此情境下，村官们手中的权柄，行驶起来无疑是最自由的，不少村干部因此成了“村霸”、“地头蛇”，上面难管到，下面不敢管。这样的权力运行环境，当利益土壤变得肥厚，不滋生巨腐才怪。

　　别拿村官不当干部。一方面，要重视基层权力，作为权力的末端，他们的作用巨大；另一方面，更应该重视基层权力的监管与监督，作为最低的级别，它们极容易被遗忘和忽视，存在着巨大的腐败风险。更应该警惕的是：这些基层的巨贪们，是在直接吞噬民脂民血，很容易动摇根基，制造正面而激烈的官民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乡村沦陷，已经这个时代浓重的乡愁之一。而巨腐的丛生，势必加剧这种沦陷。将基层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完善乡村基层自治，小官巨腐的基层腐败，才能避免在监督的盲区，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继续吞噬民脂民血，破坏公平正义甚至社会稳定的根基。

　　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豆包也是民脂民膏。更何况，摆在他们的面前，不再是豆包，而是肥厚的利益土壤。有利益的地方，便有利欲疯长；权力缺乏约束的地方，总是腐败的重灾区。腐败生长的定律，适应任何地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