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鸠山的发言，安倍内阁的大管家、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作出了如此严厉的批判：“作为一名担任过首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感到愤怒。”当然，日本的一些周刊杂志，也立即送了“卖国贼”的封号给鸠山。鸠山的家门口一时出现了右翼的抗议车队。而民主党中央，更是计划要开除鸠山的党籍。

   那么，鸠山前首相为何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替中国说话？

   徐：前不久，您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中，就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也因此遭到了日本政府和舆论的批判。我觉得您作出这样的发言，并不仅仅是想陈述一段历史事实，而是为了寻找中日两国解决钓鱼岛问题的一种途径。

   鸠山：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日中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居，在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一种友好和合作的时代。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文明，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中国的国家制度、行政体制也被引进到日本，造就了日本这么一个国家。日中两国正因为有如此长期友好的交流，才一起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虽然在近代有过一段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但是我们依然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重新恢复过去那一个友好合作的时代。社会上也有一种喜欢和不喜欢中国的议论，但是对于影响了日本几千年的邻国，我们更多地需要以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精神去看待，看待这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日本过去发动的那一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害，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这一份愧疚，要从内心彻底反省自己，以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去推进两国的友好。  

   今年1月，我去了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了解了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我觉得，日中两国更多地需要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尖阁列岛（注：钓鱼岛）问题也一样，日本政府有自己的主张，这是可以的。但是，中国也有中国的主张，因此相互之间需要倾听对方的声音，了解对方的立场。如果单方面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不需要去倾听对方的主张，这样的话，一辈子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我觉得，相互之间建立对话的渠道很重要。如果一下子解决不了的话，暂时搁置起来，就像周恩来、田中角荣、邓小平等先哲们当年所奉献的智慧那样，搁置主权。

   我不久前访问北京的时候，特地会晤了邓小平与福田首相会谈时的中方翻译林丽韫女史，询问了当时会谈的情况。双方首脑当时没有就尖阁列岛问题签署什么备忘录，也没有写成文字，是以一种信义达成了“搁置主权”的共识。如果说“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否定“搁置主权”共识的存在，这是不应该的。邓小平后来访问日本，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先生与当时的园田外相紧紧拥抱的高兴情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样的友情，我们必须十分珍惜。虚心倾听对方的主张，这才是外交。不倾听对方主张，单方面宣布尖阁列岛不存在主权争议，这是对对方最大的挑衅。日本政府应该以柔软的态度，认真面对日中之间存在的问题，承认分歧，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如果一下子还解决不了的话，继续实施“搁置主权”的方针，让后代去解决。

   我也仅仅把上述的观点做了表示，但是还是被国民骂为“卖国贼”。我今年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各方面人士进行了交流，中国方面有学者指出：“鸠山先生的发言，是出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发言。”遗憾的是，中国的学者明白我的心意，日本国民却无法理解我的苦心。改善日中两国关系，不仅有利于日本，也有利于中国，真的很希望日本国民能够理解到这一点。如果因为有尖阁列岛问题，日本就可以借助于日美同盟关系，强化冲绳西南诸岛的防卫，可以部署鱼鹰运输机，这只能抬升尖阁列岛的紧张局势，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当然我也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克制，双方相互挑衅，只会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因此需要两国冷静对应，通过首脑会谈，尽快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徐：最近您应邀访问了北京，并与李源潮国家副主席举行了会谈。您和李副主席讨论了哪些问题？

   鸠山：与李源潮副主席的会谈内容，按照相互之间的信义，不对外进行公布。所以很对不起，我没法陈述会谈的内容。对于我这样一位已经离开首相位子，又离开政坛的人，李源潮副主席给予我如此高的厚遇，我是十分的感激。通过会谈，双方加深了友谊，也加深了相互了解，这是一次十分有益的会谈。

鸠山先生为我题写的“友爱”两字，最后落款“为徐静波大兄”，令我惶恐不已。

   徐：迄今为止，村山前首相一直被认为是日本的领袖，但是村山先生已经90岁高龄。接下来，鸠山先生是否应该成为新的“亲中派”领袖？

   鸠山：我感觉到，日本社会尤其是国会的政治家中，需要有一批了解中国，能与中国进行友好交流的人物，日中友好需要有一批这样积极推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家。我愿意发挥自己的作用。

   徐：日本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国一边倒，并出现了一种“联美抗中”的倾向，但是在经济上却期望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合作，您不觉得日本政府这样的做法很矛盾吗?

   鸠山：日本现今的外交，正在采取“包围中国”的策略。从麻生首相时代开始，日本推行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战略，期望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组成统一阵营，对价值观不同的中国实施包围。我觉得这不是外交，真正的外交应该是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如何寻求友好相处相互尊重，而不是制造敌对的关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安倍首相的包围中国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的会使得日本更加孤立。就拿越南来说，虽然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双方在其他的领域正在开展紧密的合作，求大同存小异，这才是外交。我不喜欢你，因此不与你交往，这就有点孩子气。所以日本不应该再推行“价值观外交”，而是应该推行“友爱外交”。

   徐：最近，安倍首相正在积极推进行使集团自卫权的宪法新解释，甚至准备修改宪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鸠山：安倍首相期望通过对宪法的一种新的解读，来确定行使集团自卫权的合法性，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遇到许多的困难，不会那么顺利。我之所以感到有些乐观，首先是相信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不会同意安倍首相这一做法的。其次是修改宪法需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国会议员的赞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红杠数字。当然，安倍首相正计划首先通过修改宪法的投票数修正法案，然后再将修宪的赞同数从“三分之二”降到“一半以上”，从而达到全面修改宪法的目的。这一种危险性还是存在的。但是真的要修改宪法第9条的话，并非那么容易。我本人是赞成适当修改宪法的，但是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国民主权的原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是宪法的硬性部分。我觉得软性的部分，譬如众参两院制度，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可以考虑的。

   徐：您感觉到日本政治家和中国政治家有什么区别？

   鸠山：我很欣赏中国的干部培养制度，从地方的小城市的官员开始做起，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造自己的业绩，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最后成为国家的指导者。这种锻炼的过程和训练能力的场所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日本的政治家普遍缺乏锻炼的场所和机会，就如松下政经塾的那些毕业生，理论的水平很高，但是实际经验和执行能力十分的缺乏，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因为缺乏经验而未能作出最为妥善的处理。相反的，很少去考虑团队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功。如果是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过公司，处理过错综复杂的人间关系，知道如何经营，如何培养创造力，如何处理人间关系，这样的人成为政治家的话，他处理问题就会有很好的平衡能力和手段，而不会盲目，甚至个人意气用事。我觉得，日本政治家综合素质的下降，也是这20多年来日本一直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