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早晨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田里的早稻。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成了关键词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进入到冬季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至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违法成本，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3、4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