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面对的政治经济环境已然大不同于上届政府，全球化红利消失，产能过剩，金融杠杆过度使用，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权力寻租活动猖獗。如果经济增长延续旧有路径，新政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政府强调结构调整，但在增长目标约束下，要平衡好二者关系并不容易。

在考虑稳定增长时，新政府需要就几个问题给出明确答案。

其一，城镇化如何避免拔苗助长？

城镇化是新概念，也必是新政府借以推进增长的政策利器。其与过去城市化提法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新概念强调镇的发展，也就是小城市建设。虽然领导人强调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镇还是城的产生，都源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自然需求，如为了居住舒适，出于安全需求，便于商品交易，最终促成了人群的聚集。因此，城镇的形成是规模经济的产物，也是长时间人类迁移生活的结果。

如今政府将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难免依靠政策推动。城镇化最重要条件就是需要一定产业集聚，能够提供就业，还要提供服务。如果政府主导城镇化，恐怕不可避免复制“招商引资”老套路，大规模土地开发，大兴土木，成为房地产盛宴。在产能普遍过剩、实业投资低迷情况下，产业能否向新的城镇聚集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对待城镇化问题上，政府与其推进，不如引导，将城镇化，乃至城乡一体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而不是下届政府的短期政绩追求。

其二，投资依赖症会否顽疾不治？

在中央政府制定新的10年增长目标后，各地也纷纷推出增长计划，与中央政府换届共振，地方政府也开始新政治周期。无论是出于政绩考量，还是出于逐利需要，政府都会使用“闲不住的手”来管理经济。从增长惯性考虑，加大投资就是拉动增长的最快最直接办法。如果说产业投资可能受到中央政策约束，城镇化建设就是新的投资路径依赖。

这种投资热除了掀起“造城”运动外，更可能造成金融杠杆乱用。不久前中央政策出台为地方不良债务买单政策，这无疑鼓励地方政府寻找新的融资工具，以增大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能否加快金融改革，恢复国有商业银行良好公司治理，使用利率手段配置金融资源，同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是抑制投资路径依赖的关键。

其三，金融“加杠杆化”如何收场？

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了“加杠杆化”手段，短时间货币增速过快，从而使货币存量激增。近来舆论对M2/GDP比例问题进行争论，表明社会开始关注货币问题。从学术角度看，M2/GDP比例过高并非新问题，早在2000年，M2/GDP比例即达到146%。以央行副行长易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这是经济货币化的结果，而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在其著名的《M 2/GDP 的动态增长路径》论文中认为，导致这一比例过高的原因是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权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水平低等。

余永定论文在学界获得高度共识，然而时过境迁，官方统计的CPI远远低于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感受，而货币存量也出现被房地产等资产过度吸收的新问题，对M2/GDP比例的探讨或需要新的假设和推导。

就货币平衡理论看，真实货币需求取决于名义利率和真实产出，而由此推导出，在货币存量一定条件下，名义利率和真实产出都与物价负相关。考虑到经济增速下降，真实产出增长缓慢，而政府顾及增长又无法提高名义利率，其结果就是物价水平升高。

继续加杠杆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和物价总水平提升，如果去杠杆，房地产泡沫必然破裂。就新政府而言，货币问题或是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

其四，国有企业如何改革？

过去十年是国企意想不到发展的十年，其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条件下，资产总量快速增长。但国企在资产负债表扩大同时，竞争效率并未提升，同时挤出了“民间投资”。国企总体表现受到诟病，如“两桶油”这样的垄断国企在制造低劣油品同时还要与民争利，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中国远洋亏损严重，涉足房地产的国企哄抬地价，扰乱市场关系。而从分配角度看，国有企业利用全民资产实现了“内部人控制”，自我逐利，加重贫富分化局面。

新一轮国企改革不可避免，这不仅涉及公平，更与市场效率有关。政府只有加快国企改革，才能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才能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

北京人近来产生了对风的自然崇拜，只有大风才能吹散雾霾。而新政府尽管困难重重，却也被民众寄予厚望。若除去发展方面的雾霾，政府只有依靠强力改革。这是必须的。

*  刘杉 ——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