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政府出台的市场调控措施，应为“市场失灵”时的临时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市场的扭曲被释放、“市场失灵”的趋向得到纠正后，就自然失去效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也应该尽早撤出市场，让市场的无形之手来分配资源，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此看来，从2009年开始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府的政策措施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效果不彰，房地产市场的扭曲度甚或加重，由此导致政策措施愈益严厉。

　　从2009年12月的所谓“国四条”起，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不可谓不层层加码。“国四条”颁行不到半年，2010年4月的“新国十条”出台；“新国十条”出台不到半年，2010年9月的更新的“国五条”跟上；几个月后，2011年1月，更更新的“国八条”又“君临市场”；这一次，2013年2月，是更更更新的“国五条”以超乎寻常的力量注入到“有形之手”，以助政府与楼市价格掰腕子的一臂之力。

　　如果简单相加，不算各级政府出台的跟行措施及其实施细则，中央政府出台的楼市调控措施已有32条之多。32条措施在长达3年多的时间内还没能纠正本来就快绷不住劲的扭曲价格，说明房地产市场的“关节点”和“痛点”还没有被真正触及到，楼市价格过快上涨的可以“治本”之处还没有被真正触及到。

　　中国的楼市价格上涨过快至畸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判断这个事实的标准，是市场的标准。其中国民平均收入与楼市平均价格之比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收入与房价之比背离市场分工所形成的行业收入比，并因此反向误导市场配置资源的趋向，其结果就是“千军万马进军房地产”的市场乱象，由此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失灵，资本泡沫泛滥，最终至经济失衡。

　　以此观之，中国的楼市价格失衡，其结果当然可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之，但造成收入房价比失衡的原因却绝非尽是市场的原因，而是多重“场外”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异常明显的因素就在于政府操作土地价格、众多银行违规违法“输血”放贷，以及为数不少的腐败官员在房地产市场炒房洗钱。

　　显然，这些“场外”因素，并非是上述32条措施所能约束得了的。众所周知，土地价格与地方政府的债务、与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与GDP息息相关。当然，这些“体外循环”的资金，也是有权官员上下其手贪污腐败的渊薮。如果市场的收入房价比至正常范围内，那么，这将意味着一大批房地产泡沫制造者的破产。而这种破产，也自然是银行所不希望看到的。房地产企业破产，银行资产账目就会出现呆坏账。

　　问题更在于，在银行的呆坏账中，有许多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风险所致，而是腐败作祟的结果。因此，如果楼市价格调整到位，那么，由此出现的银行的资金“窟窿”，其所导致的就不仅仅是有责人员的被处分，而更可能是相关人员的被审判。这也就是一些银行与房地产商联起手来，明里暗里抵制调控，千方百计给房地产商“输血”，助其“捂盘”拖延的根本原因。

　　政府行为规范，官场清廉，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合规守法经营，其实都是收入房价比回归正常的必要前提。如此，则楼市调控才能看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