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士用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多数带“病”提拔的干部，基本都是在原有职级上进步一到两级，直至成为副省级干部以后，才在任上被中央发现有腐败行为。

　　其实，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是为省部级贪官所独擅。正如贪官多贪色一样，近年来很多贪官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相关研究只能分析已落马贪官的情形，恐怕很难穷尽所有贪官污吏不仅未被处理反而仕途得宠之故事，也无法研究和全部统计至今仍在官位上风光的“边腐边升”贪官。

　　贪官“边腐边升”侮辱了公众的智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许多贪官在提拔时，其腐败行为要么已经稍露可疑形迹，要么已被正直的下属举报。比如雷政富最近因5年前的一个情色视频而落马，但在不屈不挠网络实名举报之前，不仅能够安然无恙地潜伏，而且能从区长的位置顺理成章地向前一步升任书记。而此前，雷本人的贪色贪财故事一度也被人举报，在重庆当地早已传得沸沸扬扬，那么他是如何过的群众公认这一关的呢？

　　贪官“边腐边升”损害了制度的权威。不允许带“病”提拔，不允许腐败分子留在党内，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清廉干净、群众公认等，实际上早已不是一种口头倡导，而是成为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安排。比如任前公示制度、干部监督制度之类，在选人用人方面，许多制度不可谓不先进，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到，花样也在时时翻新。按理说那些“边腐边升”官员在经历这一系列的制度拷问之时极难遮蔽种种劣迹，但他们为什么都能够顺利冲出如此设计严格貌似环环相扣的“反腐阵”呢？

　　游刃有余的贪官们“边腐边升”消解了制度的权威性、神圣性和强制性，任制度沦为“逗你玩的”政治玩具，其危害性远远超出了少数贪官“边腐边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