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2012年12月底被正式批捕，涉及银行贪腐的黑幕能否完全撕开？这是一个疑问？也是一份期待？或许只能由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来回答。

陶礼明被带走之前，银行业另一重磅人物——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因与京城房地产商的贪腐案落马，烟台银行前董事长庄永辉被抓涉及银行高管10多人。银行高管因贪腐频频落马，说明银行业的垄断土壤里，滋长了越来越多以权谋私的贪官，以至于整个银行业贪腐泛滥，表面的风光以及高盈利实际上已经无法掩盖银行业潜在的风险和亏空。

在一个金融市场完全垄断的环境中，无论多少帐面暴利都不值得炫耀，因为暴利是以牺牲广大储户的利益为代价，特别是存款负利率日趋严重的今天，民间高利贷市场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银行，银行信贷资金在高利贷市场兴风作浪，一批银行从业者通过高利贷市场牟取了巨额的个人私利。

2013年1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吸收存款案。案件的主角，是浦发银行郑州21世纪支行副行长马益江。马益江在担任浦发银行郑州21世纪支行副行长期间，伙同他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累计总额达到63.95亿元。

一个支行副行长，如何撬动63亿的资金杠杆？银行的内控机制和管理为何如此混乱？事实上，马益江并未将众多储户的钱用来冲存款任务指标、或者购买理财产品，而是把大部分资金借给了房地产商人。

无独有偶，辽宁农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的副行长李群从1990年到2009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玩着这样的旁氏骗局，非法集资19.4亿元。一边高息吸收存款，一边高息放贷。不过，随着金额越来越大，窟窿难以填补。至案发时，李群有9000多万元的资金无法偿还，不得已才投案自首。

2005年，银行业集中爆发过几起轰动海内外的大案，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淞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10亿逃亡，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伙同前任支行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一起盗窃银行资金4.83亿美元逃亡，山西太原建行万柏林支行行长邵进民卷款1.499亿逃亡，山西太原农行太原市漪汾街分理处原主任张建国诈骗农行1.46亿，涉案的山西农行太原分行水南支行主任杜建国也逃亡。

实际上，银行业的贪腐路径，存在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早期大型国有银行控制全部信贷投放决定权，到后来的银行业股份制商业化改造，由于最为关键的审批权和行政化、计划性色彩浓厚的实质垄断并未改革，银行业依然掌握着巨大的垄断资源和特权，因而贪腐现象是愈演愈烈，贪腐金额也是越来越大。

在缺乏监管的垄断权利下，贪腐就只是时间和大小的问题。银行业这个高垄断行业，往往最容易成为贪腐的高危区，对掌握资金和资源投放的银行官员来说，决定着社会财富与自然资源走向，也就最容易获得巨大的贪腐利益。

权力一旦通过潜规则迅速变现，就会自觉抵制一切剥夺其赚取利益的改革动机。比如为了解决权力过于集中而增设的多层审批制度，就会继续恶化为更多的贪腐环节。从申报到审批，再到最后的安排资金额度正式放款，每一个监管环节，都是一个分赃的过程。任何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都不得不去应对更多的勒索盘剥。相应的，银行对企业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特别是银行业的快速发展，每一个分支机构的设立、每一个新的资格审批环节、每一个监管审批的流程，都带来了新的以权力换私利的机会。

银行业因为垄断获取的额外暴利，本来应该是社会留存的劳动财富。由于垄断行业具备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策游说能力，拥有和社会、政府的对话可能，这种影响力，往往会通过各种不平等的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维护其垄断权利和垄断利益。中国银行业的贪腐，正从隐性的不公开的的腐败受贿，逐渐走向显性的公开化以及制度性的追逐私利。如果再不遏制银行业的贪腐，用不了多久，只会剩下一个无法拯救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