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事件被媒体披露次日，李克强迅速致电卫生部主要负责人，要求采取切实措施，“既要保障艾滋病患者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自身安全”。

　　11月26日，在李克强主持的一场座谈会上，李虎抢过话筒说：“非常感谢副总理在第一时间能够重视并做出指示。”李克强对此回应：“这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要研究建立一种机制，让艾滋病患者和HIV携带者享有平等权利。”

　　当天下午，在卫生部3楼一间狭小的会议室内，13位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负责人及患者，首次有机会与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面对面沟通自己的困难与建议。不同寻常的是，原定16时同在卫生部举行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参会官员已悉数到位，然而，会议主持人李克强还“深陷”在上一场座谈会中分身无术。一位现场记者由此戏称：“这不是官方会议给草根会议让路嘛！”

　　按照原计划，前一场座谈会本该于下午16时结束，事先只安排了几位代表发言。然而参会的13位民间防艾人士和患者，抢着发言，人人都珍惜这一难得的“说话”的机会。李克强本着“零歧视”原则，一一满足了13位参会者发言的请求，致使本该在下午召开的国务院防艾工作全体会议被迫推迟了1个多小时。

　　在防治艾滋病工作过程中，“重视听取民间社会组织和患者的声音”，是李克强一贯恪守的信条。早在任职河南省委书记期间，他就数次深入病情严重的乡村和患者家中，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他还主动将民间著名防艾人士、退休医生高耀洁请到自己办公室，听取她了解的情况和建议。

　　座谈会开始前，大多参会者神情凝重，偶尔会有个别人压低嗓子小声细语几句。但当李克强进入会场走过来与他们微笑交谈时，会场很快就变得轻松起来。在与他们一一握手过程中，李克强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的气色不错”、“希望你早愈”。

　　坐定后，李克强开门见山便说：“民间组织、‘草根组织’了解艾滋群体最真实的情况和最细微的诉求，在国务院召开防艾工作会议之前听听你们的意见，会使我们的会议更有针对性。”

　　从一开始，他就打破事先安排好的发言顺序，鼓励参会者“自由发言”。接下来的发言简直可用“争抢”来形容。李克强不时插话，提醒发言者“只讲问题和困难”。而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防艾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李克强也曾多次打断部委、地方官员的发言，要求他们“有什么建议，直来直去地说”。

　　北京市康众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王若涛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困难”。他称自己的组织在民政部注册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虽然是非营利性组织，不用交所得税，却仍然要上交营业税。

　　李克强立刻转过头，要求身旁的卫生部部长陈竺进行调查。他当场提议：财政部对民办非营利非企业组织实行免税政策，探索可以首先从防艾组织上“突破”。

　　“这不仅关系到‘防艾’工作，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利用社会力量办好社会的事情，做好社会体制改革。”李克强加重语气强调。

　　来自天津深蓝工作组的负责人嘎嘎(化名)，在发言中介绍了一组数据：过去一年，他所在的社会组织筛查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占天津全年筛查数量的29.95%。这位负责人说，他负责的社会组织中也有相当多艾滋病毒感染者担任工作人员，与公立医院和政府组织相比，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所坚持的保密性原则更强，对感染者的心理救助也更加到位。

　　李克强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防艾工作全体会议总结讲话中多次引用了嘎嘎的例子。他指着会场墙上张贴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海报说：“今年防治艾滋病的口号是‘全民动员’，就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他在前后两个会上都反复强调：“在防治艾滋病领域，社会组织的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而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发挥好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作用。”

　　“经济发展要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而社会发展就要更好地发挥好社会的力量。”他指出，“很多事情都靠政府包办，办不了，也不一定能办好。我们应该更加鼓励发挥好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来加强社会建设。”

　　持续近3个小时的两场会议中，李克强自始至终都是“即席发言”。

　　“或许是他对这项工作太熟悉了！”一位现场参会人员发表感想说。纵观李克强的从政经历，防治与遏制艾滋病扩散，一直是他从地方到中央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

　　早在2002年任职河南省委书记伊始，他便组织力量开展全国首次省级艾滋病病情普查，并确立了保证艾滋病人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有基本医疗保障，不让一个艾滋家庭学童失学的“四有一不”权益机制。同时，他所推动实施的对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免费检测、免费母婴阻断、艾滋孤儿免费上学等救助措施，成为国家现今对艾滋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前奏。他仅用两年时间，便使河南艾滋病蔓延势头得到根本遏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代表魏英瑛曾经评价：河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河南的防艾经验值得在国际范围内推广”。

　　而在26日的座谈会上，同样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驻华代表麦吉莲则盛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她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如此重视并积极推动防治艾滋病等相关政策的出台，大力支持为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提供所需服务和帮助的项目，为解决民间团体所反映的问题采取了果断决策。”

　　李克强则在先后两个会议上不断强调“危机”。他说，中国防艾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艾滋病防治不单纯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他指出，“如今，中国防艾工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已经由输血传播转变成了性传播，甚至同性传播。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政府职能，采取有针对的措施，并且要地对‘十二五’规划作出一些适当调整。”

　　李克强建议，要建立相关的保障机制，研究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纳入大病医保，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都要向艾滋病人倾斜，逐步解决社会歧视问题，要让艾滋病患者和HIV携带者与普通患者享有平等的权利。

　　他说：“民间组织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也需要联合国和慈善组织的资助。”如何让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减轻负担，他请国务院防艾委员会牵头，财政部参与，调查研究，率先在防艾领域突破，逐步试验推广。但他同时郑重提醒每一位参会者要带头严格守法，不能打个幌子，收钱去做别的事情。要在制度设计和防止出现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

　　在之前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把民间防艾人士和患者的建议，一一都记录在了笔记本上。他针对一位大学生防艾志愿者提出的问题，建议卫生部会同教育部、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对参与志愿服务的学生给予就业政策的倾斜。针对民间组织负责人普遍提到的资金困难，他要求参会的有关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来弥补他们的资金困境”。他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当前当然要力争全球基金的支持，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法，来创造让民间防艾组织生存发展有效运转的条件，这比单一让CDC公立医院花钱更有效率。他直接建议，请国务院防艾委立即着手研究，研究成立中国自己的支持社会组织的防艾基金等事宜。

　　座谈会接近尾声时，李克强代表国务院感谢在座的民间防艾组织负责人对防艾工作作出的“不可替代”作用。他鼓励其中的感染者，要用自己的抗艾实践，影响和鼓舞更多的患者。他说，通过你们“展现人性的光辉，体现人道主义”。同时也通过你们的努力，为整个全社会防艾创造经验。

　　下午16时28分，座谈会结束后，李克强迅速转到5楼的另一间会议室，主持并首先向出席国务院防治艾滋病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的参会者“致歉”。此时，会议被延迟了将近1个多小时。这些参会者不是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便是来自各省市政府主管防艾工作的官员。不过，这一回，至少在时间分配上，来自民间的防艾人士似乎比政府官员受到了更多优待。

　　事后的会议也印证，这些民间防艾人士和患者“诉求和建议”，不断被李克强在总结讲话时所提及。他要求国务院防艾委员会的有关职能部门“加以研究解决”。国务院防艾委的一位官员会后表示，以往领导人与艾滋病患者会面握手，大多体现的是一种“人道关怀”，而此次直接听取他们的“建议”，并吸纳这些建议作为今后防艾工作的重要决策参考，更多体现的则是相关利益群体直接参与决策的“制度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