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参加两会时接受采访）

今年两会前夕，媒体突然爆料，崔永元要去做一个口述历史研究者，可能调离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知名度很高的主持人，他为什么要离开？

也许人们还记得，10年前，崔永元突然离开了央视重要栏目《实话实说》，之后人们才知道，他患了重度抑郁症。虽一年后康复并新创了《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等栏目，但崔永元的辉煌时代似乎渐行渐远。

过了今年2月20日，崔永元的人生就翻开第五十岁的日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对外界的猜测和传言不屑一顾，对自己的人生抉择，他谈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兴趣。

迷上了口述历史

近几年，大家知道崔永元主持了很多栏目，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他工作的很小一部分。他把大量精力，都投入到“寂寞”的口述历史的资料整理中。采访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在和时间赛跑，否则耽误一天，历史上就少了一个或几个历史见证人。

这件事，要从2001年说起。那年崔永元去日本NHK电视台访问，看到人家有口述历史资料库，据说里面关于中国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试着让管理员找一下张学良的资料。“很快，工作人员就调出一段张学良发表演讲的‘视频’，整整30分钟，时间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即1931年9月21日。张学良在演讲中说：‘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就辞职。’”这段视频，给崔永元很大的刺激。

“我很惊讶，日本有海量的口述历史材料，而且很多和中国有关。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历史素材就特别少，想编个片子，什么都缺。我开始很希望台里也能建这么一个，可能是我表述得不清楚吧，大家似乎不知道我想建个什么，也没有人理。”于是，从2002年开始，崔永元就扎进历史堆里，出不来了。他组建了记者团队，采访了电影、音乐、战争、外交、知青、民营企业等六大类，共计4000人的口述历史，先后开办了《电影传奇》栏目，制作了《我的长征》、《我的祖国》、《我的抗战》等一系列专题片。每每谈起那些老兵，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崔永元有时也会想，2002年时自己为什么会患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可能大家会说以前我在电视上很光鲜，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其实做起来就知道，这件事意义更大。”

寂寞在于找不到知音

在北京怀柔区一个叫新新小镇的地方，有一处不起眼但很幽静的三层楼。里面藏有4000位老人讲述的共300万分钟的影像及文字资料，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这就是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 电影传奇馆。该建筑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大佬冯仑免费提供的。崔永元说，他曾试图说服政府部门或其他有钱的机构来参与做这件事，“可是光试着说服他们就用了两年时间，还没结果。有这工夫，几百个人都采访到了，我干脆就自己来吧。”于是，从没开口向别人要过一分钱的崔永元，厚着脸皮为这事找钱。

崔永元成立了一个公司，不花国家一分钱。他认为，拿节目本身去敛财是不高明的手段，他甚至拒绝借助自己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为他正在进行的“口述历史”系列纪录片筹集资金，他认为这样太功利。

但是，对那些投钱给他的人，崔永元说一时给不了回报。“因为口述历史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并不是为了播出。也许要等到100年以后，才会有人认识到这些资料的价值。”

2012年2月27日，媒体刊出消息，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并举行签约仪式。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将提供一座约8000平米的独立大楼，用于建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口述历史博物馆，该中心的主要职能是口述历史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等。而口述历史博物馆，将会把崔永元十年来收集到的所有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还将面向中国传媒大学全校师生及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免费开放。

对话崔永元

记者：您现在每天都在忙什么？

崔永元：忙的都是和口述历史有关的，因为现在我有5个采访组在外面跑，每个月要拿回来2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要把这些素材进行分类，要速记、校对、录库，然后找出它的检索方式，做数据化复制……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网络图书馆，很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所有拍的东西录入，以后你打一个关键词，就能检索到相应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包括历史图片、图书等等。我们的口述历史素材，都是自己直接去采访的。我们的口号叫“和时间赛跑”，后来发现跑不过，这些人去世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采录的速度。这个工作量太大了，我就决定专心致志做这个事。

记者：做主持人不好吗？

崔永元：不是说做主持人不好，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精力不够了，18岁的时候，你同时干3件事都干得了，现在不行，常常做事情有应付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不好。做幕后的研究工作是我的理想，我也做了10年。我不想这么分着心干，也不能糊弄观众，我们有400多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有深度的也有200多个，但做口述历史的很少，比较冷门。

记者：您是不是对做节目太追求完美了，才对自己不满意？

崔永元：我其实是看不惯我们做的某些东西，可能开始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没看出什么破绽，觉得挺好的，但当有一天你发现它有破绽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好。比如一期片子做完了，还没有播出，就知道它破绽在哪儿，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能播，这个状态其实让人挺不痛快的。

记者：您觉得做主持人或者传媒人没有归宿感吗？

崔永元：首先我没觉得这个行当跟其它的行当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次我说去专心做历史，大家突然这么关注，我觉得挺奇怪的。难道你们把工作都分成了三六九等？难道在大学里当老师比在央视当主持人能低八等？否则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记者：研究中心的场馆这么大，有其他人投资吗？

崔永元：没有，全都是无偿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免费提供的。

记者：没有什么幕后集团之类的？

崔永元：没有。像冯仑、柳传志、周晓光、刘会等人，都是我们强有力的赞助支持者，但是基本上都是白给钱，没有回报。做历史工作者很寂寞，不是表面的那种，今天有人约你吃饭，明天有人约你喝酒，多得你挡都挡不过来。我觉得那种寂寞是心灵深处的寂寞。寂寞得要死，就是找不到知音，不知道跟谁说，就是这种痛苦，但却有它长久的价值和生命力。

记者：外界各种传言，说您要从央视辞职，究竟怎么回事？

崔永元：谢谢大家的关心，这件事儿不用没完没了地说。

记者：做了十几年电视人，对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留恋？

崔永元：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记者：您曾被很多同行，包括您的同事看作是坚持自由思想与社会责任的“标杆”，这种坚守很难吗？

崔永元：很难。但你要是从小到大都这样，它就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可能就不需要你去“守”了，需要的是你“变”。但是你又变不了，永远是这么一个人，直来直去的。这也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其实有好多奖章、军功章什么的，他自己从没拿出来跟我们显摆过一次， 就在家里的箱子里锁着。我父亲就是个非常平淡、非常平静的人，特别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