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动人的是喜剧的忧伤

    陈佩斯能与朱时茂在春晚上搭档合作小品实属偶然。朱时茂1983年刚刚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住在那里的招待所。陈佩斯的家在招待所前面的居民楼，常来招待所旁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一来二去便熟悉了。朱时荿说：“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邀请我们演出，就是后来的‘走穴’。唱歌不是我们的特长，我们就决定搞个小品，把影视学校里招收学生时出现的好玩东西表演出来。第一次表演，在哈尔滨的万人体育馆，我扮演考官，他是考生。我问，准备了什么节目？他答道，《莫斯科的钟声》。‘当’一下，‘当’两下，他一共敲了4下，就被我喝住了。他说，一共要敲12下，还有8下呢。接着我又叫2号考生，他跑上来说，报告老师，为了能够考上，他把前10号已经包圆了。就是这么一个20分钟左右的小品，让台下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报幕员报了几次下一个节目，台下只是不停地鼓掌，报幕员说什么，观众根本听不见。于是我和佩斯只好再次上台，一人唱了首歌曲。我唱了《外婆的澎湖湾》，他唱了《我的太阳》，这样演出才算结束。”

    那次演出的轰动让已经成功执导了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的黄一鹤找上门来：“我给他们在天坛体育宾馆开了一间房，让他们在那里把节目给憋出来。结果有一天跑过去一看，人不见了。陈佩斯后来对我说，他们当时没有带粮票，在宾馆吃饭都是春晚剧组给垫着。两个大小伙子吃得多，又担心没有好作品拿出手，就没勇气继续待下去了。”黄一鹤的执意挽留才有了《吃面条》这部小品的诞生。朱时茂记得，在宾馆和体育运动员联欢，他们先表演了这个小品想看看效果。“结果那些运动员笑得都从小马扎滚到地上去了。黄导担心这个作品会让人觉得纯粹搞笑，不够严肃，就让我真正演出时一定要在结尾处加上一句话：‘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以此来扣当时‘干一行，爱一行’的宣传。”

    1985年在体育馆举办的那届春晚虽然由于场地选择错误并不成功，但观众记住了那个叫《拍电影》的小品。“这部作品仍然从我们熟悉的电影拍摄来取材，还是有课堂练习的影子。下一部小品是《羊肉串》，我们真正去动物园那里的新疆村去观察，这种对陌生角色的扮演，让我们的表演更成熟了一步。也是在这个小品里，我们才更明确适合我俩的喜剧路子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一正一反、猫和老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从1990至1992年，陈佩斯和朱时茂连续三年为春晚带来经典之作：《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和《姐夫与小舅子》。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创作在90年代初到达了一个顶峰。对陈佩斯与朱时茂小品非常熟悉的编剧史航认为，这个时候的作品在原地挖掘人物的喜剧性上已经很纯熟了。“但是打动我的其实是他小品中偶尔闪现的‘喜剧的忧伤’。在《警察与小偷》中，小偷给人指路，送盲女过马路，已经完全进入了警察的角色。可是这个时候，身份突然被警察识破了。‘我真的是小偷，我怎么会是小偷呢？’陈佩斯说。如果这里是个包袱，只说一遍就行了，可是陈佩斯反复说了几遍，不管他是否是自觉的，他在这里强调了一种命运的安排。按照这个方向，他其实可以继续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