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5日和8月1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相继公示了本次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与此同时,关于“院士制度”的争议依旧，并且逐年增强。

在这次争议中， “高官院士”、“院士腐败”等话题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各家各派见仁见智。面对增选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笔者认为，就事论事不能说透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最核心的是制度，是根子上出了问题。并且，随时间推移、社会发展，其根劣性愈加突出，越来越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名不正、言不顺、行不果之逻辑，本文首先从“院士”之名说起，然后，对其根劣性问题进行剖析，最后提出，改革并最终废除现有“院士制度”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唯一出路。

1、名不正，言不顺——无“院士之名”、无“学院之说”

    现在所说的“院士”，源于英文单词“Academician”。1946年10月，中研院设立的评议会投票决定，将“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1]译为“院士”。事实上，“Academician”并非专有名词，在1962年修订的《英华大辞典》中，该词可译为 “学会会员、学士院会员、院士、协会会员”[2]。

 然而，“Academician”译为“院士”恰当与否，却很值得商榷。我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中科院前身），并于1993年将中科院“学部委员”改称“中科院院士”。但在国外所谓的“研究院”中，却找不到与中文“院士”对应的称号。比如在最早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学会，实力最强的美国科学学会[3]，以及日本学士院，英国不列颠学会，苏格兰的爱丁堡皇家学会，德国的巴伐利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学会中，其成员均称为“会员[4]（member）”，而非“院士”。

“会员”与“院士”，一个是普通名词，一个是专有名词，表达相同含义，但由于形式不同，便带来了质的变化。“会员”仅是一种荣誉称号，不具有利益和行政意义，也不是最高学术称号，因此更多的体现平等。 “院士”在中国的语系中，是一个专有名词，如同国王、皇帝、翰林，其性质类似于“爵位”。据说，历史学家傅斯年将“学院”与东方传统中“士”的概念衔接起来，创造了“院士”一词。由此，“院士”这一说法，天然的包含了 “士大夫”、“内阁学士”、爵士的官本位成分，增添了位高权重的官位色彩和行政色彩，提高了称谓的内在“含金”量。然而，学术最基本的精神为地位平等、思想自由。“院士”头衔的引入，是对专家教授做了一个分化与等级化，形成了对不同学者身份的歧视，造成了不同“层次”学者的交流障碍。并且，正是由于该名号的特殊性、高位性、稀缺性，学者们从一般的学术追求，退变成对头衔的追逐；从一般的学术竞争，演变成对名利的纷争。

此外，将“Academy”理解为“学院”也有失偏颇。首先，“Academy”一般对应“学会”的概念，可以指代任何学术团体，比如负责奥斯卡评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西点军校、第三世界科学学会、国际宇航科学学会，甚至私立高中。可见，这个词汇本身并无“最高地位”或“很高地位”的涵义[5]。其次，从美、英、日、德、法等发达国家的科学组织可以看出，学会“Academy”并非大而全的实体性科学院，而是松散的科学组织。但是我国的科学院是集承担科研项目、为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召开学术性会议、出版学报、授予奖章和颁发奖品等各种活动于一身的大而全的实体性组织，与学会性质相去甚远。当然，中国工程院则是一个虚体，没有一个研究所和研究机构，可称为一个典型的“学会”，但既然是“学会”而非“学院”，又何来“院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方面，中国作家协会名实一致，从来都是会员而不是院士。

2、“最高称号”——何来“最高”？

《中国科学院章程》第三条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第十五条“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6]《中国工程院章程》的第一条也指出“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第三条“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7]笔者认为，“最高”二字，既无来源依据，也不符合逻辑推理。

首先，世界各国至少发达国家均无此例，没有最高荣誉，最多只有“最高之一”。美、英、日、德的科学学会是各国具有最高学术权威的荣誉机构之一，其学会会员也只是各国最高的学术荣誉之一，而非最高。由于发达国家科研体制分散，除科学学会之外，很多机构也同样拥有丰富的科学家资源，包括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因此，各个机构形成的是“群雄并立”的局面，各学会成员“百家争鸣”，不存在谁拥有“最高”的学术地位。但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却是官方认证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我国最高科技水平，极具行政化和威权化色彩。

其二，即使理论上存在“最高学术机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最高”称号也不可能实至名归。

一是，院士入选门槛过低。只需凭借“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便可获得参选资格。“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多年空缺，而院士增选却每两年“如期举行”。院士选举，就如同中国足球队，球员没有一流球技，却评出所谓一流的球星。

二是，院士当选后，鲜有研究成果。由于诸多因素，大部分院士当选后，必须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等，担任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名誉顾问、兼职教授，此外，还有一部分由此晋升官员，担任行政职务。无论是哪种形式，大量活动、应酬都使得院士变为社会活动家，使得可利用的科研时间不断压缩。缺乏有保障的科研时间和科研环境，科技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最高学术水平”也就成了一张纸。

三是，从我国院士平均年龄看，除个别外，几乎不可能有创新，更无需谈“最高水平”。即使存在所谓“最高”，也是限于某一专业，而且是“过去完成时”[8]。由于自然规律，无论是学科开拓者还是专业领头人，其身体功能都随之下降，学术最高地位必然由后人接替。按美国巴特尔研究所研究结论，人的年龄与智力呈复杂函数关系，一般综合能力在45岁达到顶峰后就逐渐衰退。王选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明确表示“根据国外的调查和分析，科学家最具活力的年龄段是25岁到45岁，创造巅峰的年龄是37岁。因此，大多数院士已经不在创造的高峰期。”[9]秦伯益在《院士不是花瓶》一文中写道：“这（院士）不像什么‘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没有使用价值，只是供人观赏。” [10] 周光召也指出，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他自嘲说，至少自己是这样。在一线的院士即使有点成果，也可能是学生帮着做出来的。[11]根据2011年中科院官方网站数据进行统计，该院院士中，年龄分布最大的三个层次分别为70-79岁（296人），80-89岁（157人）， 60-69岁（99人），即60岁以上的院士占比高达92.33%[12]。2011年中科院与工程院增选名单中，50-60岁候选院士分别占比35.17%和43.09%岁。60岁以上候选人分别占比22.07%和27.63%[13]。如此年龄层次，即使当选前达到全国最高水平，当选后还能继续吗？院士不是元老，科学院工程院并非元老院、养老院。然而，我国的院士制度却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如果是授奖，则授奖对象与年龄无关，甚至与是否死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