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博客  牛牧2011-12-11 23:23:03

近读杨恒均等先生关于于丹女士对于儒家文化的演讲述评，感慨良多。早些时候，对于于丹和她的儒家文化讲座，我是听过好多次的，听来听去就不想听了；后来由讲座稿编印出的书籍也站在书摊旁偶尔侧重翻过。总觉得她把当时儒家言论的对象和宗旨的基本点搞错，比如孔子的那些话是对谁讲的，为什么讲，似乎未弄明白。很想写点什么，说说自已的读后感受。但那时因为别的书稿要写，的确无暇他顾，加以还不会电脑，也就作罢。

要写，还是可以凑合的。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偏僻的乡村，那里的公立小学信誉不高，文化教育落后，家长多邀请私塾先生开馆，让孩子上私塾，我也有幸体验到旧学的滋味。到1949年，我读完了一整套孔孟之书——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且能熟练背诵。四书，其中的《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老祖宗的原著，算是儒家学说的原始著作。当然，这几本书，无疑是经过汉代董仲舒，宋代程朱以及清代焦循等人，根据时政之需编纂、注释或正义过的，已非原汁原味。不过，当时作为读本，和现在研究儒家学说，只能以此为基本资料。其实，孔孟之书只是这两人在各自那个时代的一些言论记录，也就是一段一段的语录。作为儿童是很难理解的。不过经过老师的点读讲解，读多了也大体能悟出些道理。加以后来的零星研读，基本要领还是懂得的。

五十年代中学语文课本文汉分家，在文学课本里也入选了一些孔孟的言论。如果说就此能让不少人知道一点相关的常识，那么到了文革中的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的言论，中国人谁不知其一二。不要说像咱们这类靠笔杆子吃饭的人，就连握枪杆子、拿铁锤子、捏锄把子的人，也知道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和他“克己复礼”之类的名言。

孔子是春秋时代末期鲁国人，基本靠自学成才；孟子是战国时代邹国人，受业于儒生子思的门人。他们所在的时代，是周王朝名存实亡，列国分争，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时期。但同时又是百家争鸣，诸子盛出的时代。在诸子百家中，孔孟只不过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根据笔者读孔孟之书所知，这两位中国古代学者，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儒家学说的创始者，不仅是一位教育家，也是思家和政治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他所宣扬的“仁”的学说，说“克己复礼为仁”，主张“仁”要以“礼”为规范。他说的“仁”实际是以维护贵族等级制度为目的，“礼”则是指一整套实现“仁”的等级制度。从整书来看，孔子的那些话，都是对他接触到的君王、大臣和他需要培养为上层社会效劳的门徒们讲的。他的所谓礼仪、规矩、修养，并不是面对平民百姓说的。孔子的言论宗旨，归结起来，就是希望上层社会得以恢复以周礼为标志的初期封建（亦说晚期奴隶制社会）社会制度，希望他的学生们成为上层社会的特权人士和怎样成为上层社会的特权人士或为特权阶级效劳的上层人士。他的教育宗旨“学而优则仕”便是服务于此的主张。

相比之下，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就有所不同。孟子“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认定残暴之君是“独夫”，人民可以推翻他。并讲了许多有哲理的话语和非常有意义的寓言故事。但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也未能脱离儒家的基本框架。

于丹教授对于儒家文化这一基本点，不知是未搞懂，还是有意模糊。于是，就出现拿儒家特权伦理道德来开导民众为基调的学术现象。

和其他诸子一样，作为至圣和亚圣的孔孟二人，仍不失为历史伟人。他们的学说仍有存在和借鉴利用的价值。后人只能是择其可用之精华而用之。

中国自清代后期，1903年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教育史称“癸卯学制”），开办新学以来，学校就开始以新教科书为教材取代四书五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除乡村个别地方私塾采用儒家之书，城市和发达地区乡村学校均用新教科书，儒家著作基本退出教坛。直至解放以后，对于儒家著作及其学说，只是专家学者研读或教材节选少量。文化革命批林批孔之后，除了批判，孔子及其学说极少为人们所提及。这样，孔夫子其人其书，难免孤寂冷寞。而近些年突然请出孔老夫子，提倡儒家文化，对于多数人来说，大体也只是知其有与无，抑或知其好与坏，这就难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敢断言，儒学到底为何物，不少当权者和社会名流怕也只是一知半解。至于外国人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于丹们，只要有个好口才，随便忽悠，也就可以敷衍，甚而至于让听众拍手叫好，使自己成为名星。

这次，于丹广东讲学，故伎重演，要不是一位有点见识的好事者杨恒均先生在场，听出了些破绽，并为文评说，怕也仍不为外界所知晓，让人永远蒙受欺瞒。虽然于丹从前那些关于儒家及文化的著述或所谓心得体会，本人浏览过一些页码，心情激动，本想写点什么，幸好终未动笔墨。现在想来，读也只是瞬间即过，全无印象，仍然只是觉得好与不好，不敢妄加评论；而此次杨恒均、许锡良两位先生和其他几位博友的大作算是拜读，但未亲临现场聆听，尽管言之有理，哪敢就此说三道四。如果再写，未必能有所突破，于是对于于丹的述评，也就只好断然作罢。不写了。

不过，这里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无论杨恒均、许锡良先生，其他各位对于丹讲演为文说事诸君，还是于丹在英国为其翻译的那位先生的《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的披露，到底有何作用？不就说说而已吗？于丹会因此提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再也不哗众取宠了吗？细想起来，咱们文人除了多事，也真有些无奈了。不过若要捍卫学术，也就另当别论。

于是，就想到，如果国人和别的听众，文化水平及听讲水平稍高些，是不是也会像听讲演的杨恒均先生那样，当场就脸红呢？从杨、许二君的大作里似乎看不出有红脸的。诚如许君所透露，有的明知不对也不脸红，那就不好了。相反，当于丹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当成中国文化，并以“三八二十三”指鹿为马的特权逻辑宣扬时，听众还为其喝彩。这就是听众的悲哀了。再则，如果中国的主管领导人，能像毛泽东那样懂一点儒家，于丹也不至于如此放肆。领导们也难免悲哀。不过社会名流和领导各有专攻，不全懂也无大碍。如果能有一批有水平的文化裁判，就像体育竞技、歌咏比赛那样，对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作出客观判断，于丹们还能随心所欲地混下去吗？这也未必，因为水平虽有，能否说真话公正裁决，那又是另外的规则了。这可能就是于丹为何得以拿儒家特权伦理教导当今民众，又一客观原因。

当然还可以从于丹主观方面去谅解。会不会是于丹备课、写书时，忽略孔孟说话时的语境，孔孟的那些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对谁说的，目的是什么，或者缺做学的基本常识，压根就不知道。例如，孔老夫子平时都沉默寡言，只有对着王公大臣等特权阶层和他所希望成为上等人的学生们，才会滔滔不绝地说话。尽管孔子的言论存在丰富的文化内含，其中有许多可用之处的东西，但如前所述，孔子所讲的那些话（包括他的教育和修养等言论），几乎都是在有针对的特定语境下，对着特权者和为了教导特权者怎样规范言行，怎样做人为官或怎样为官场效命有感而发的。初衷并非为了教导民众怎样生存。对此于丹是否注意到并作过思考，不能不让人生出怀疑。从对这些基本点的忽略来看，于丹做学问的态度和学术水平便可由此见其一斑。这里，不排除于丹有可能明知故讲，这就是一个学者立足点的问题了。

话得说回来，当前学术界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岂止于丹一人。怎样才能避免于丹们为所欲为地忽悠听众，糟踏学问呢？恐怕还是只有（包括于丹在内的）学者们端正学术态度，克服虚荣心，自尊自重，认认真真地做学问，大家共同自觉树立良好的学术空气，才能有所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