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小说中，遇官府中人奸淫掳掠民众，申诉冤情时常说八个字：“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以示对方行为的令人发指。眼前的深圳，发生了同样的事。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出租屋，一通乱砸后，由两名壮汉在门外把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强奸。她的丈夫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妻子遭此横祸，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即使发生这等惨事，受害者丈夫并不敢指责对方胡作非为，只痛哭流涕地责备自己：“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受害者丈夫迟迟没报警的原因，是认为这位联防队员会和以往一样，打砸发泄一通，就会了事。据报道这名联防队员打人砸车，在社区中是常事，无人敢管，原因如这位联防队员在现场叫器的：“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更令人惊讶的是，案发现场距社区警务室不到10米，可见作恶者不仅色胆包天，而且如此作恶早成家常便饭，只是这次干得过于“出格”了。

    在今日中国，像联防队员、城管队员这类“伪警察”执法犯法，已成常态。网上检索，有大量这样的新闻，不用我来一一例举。可以说，这是中国才有的法律怪相。在现代社会，只有警察有对犯罪分子实施强制权与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这是法律常识。民众之所以愿意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让渡给警察权，是因为警察权能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警察权的大小，却是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警察权越小，国家的法治程度越高，反之同样成立。这是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决定的。警察权扩张，公民权就会受到限制；而公民权得到保障，就会对警察权形成制约；如果警察权被滥用，只会导致公民权的缺失。

    所以限制警察权，是现代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共识，如果超越了某种限度，就会构成对公民权造成伤害与威胁。与一些西方国家比，中国目前的警察权已有很大程度的扩张，警察目前即有刑事侦查权，可行使各类刑事强制手段；也有治安行政权，从治安拘留到劳动教养、从遣送上访到强制戒毒、从户籍管理到交通处罚等，多种刑事与行政权力集于一身。然则警察权的扩张，还不只是体现在这些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大量的联防队员、城管队员这类“伪警察”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在行使所谓的警察权。很显然这类“伪警察”在法律上，不具备行使警察权的资格，但我们又分明看到他们在社会上，肆无忌惮行驶着所谓的警察权，常对民众做出各种强制行为。因这类“伪警察”更少受到法律约束，所以他们在进行所谓的执法时，也更无法无天，常常威胁到公民的人身权利。

    记得早在2004年，公安部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并规定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这里的治安员当年就有过解释，包括所谓的联防队员、协警、辅警等各种称谓的警务辅助人员。公安部之所以下此狠手，据当时的负责人说，这类治安员已成为败坏公安机关形象的一大顽症。看来联防队员借执法之名为非作歹，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但从深圳此案透露的情形看，公安部的这纸命令在各地等于废纸一张，根本没有得到执行。可见，公安部对这支“伪警察”队伍也似乎失去了管理权，因为这类“伪执法者权”更多的是来自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组建这类“伪执法”队伍时，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建立这类“执法”队伍是需要经过人大法律授权的。地方政府既然敢违法行政，联防队员当然敢胡乱执法，最终导致各种“伪执法权”的泛滥，受伤害的只有民众。

    很显然，在社会转型期，值得我们警惕的不仅是警察权的扩张，对这类“伪执法权”更需时刻戒备。一个社会如果依赖这类“伪执法权”来维护社会稳定，无异于饮鸩止渴。警察权本身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如果警察权被这类“伪执法者”滥用，不仅会伤害到民众的权利，更会伤害到司法制度在社会的公信力，给本已孱弱的法治环境造成破坏。

    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对警察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而对这类“伪执法者”来说“法无授权”就应当解散。那些社会秩序良好的国家，警察权无一例外会受到严格约束，当然更不可能被这类“伪执法者”滥用。对公民权的保障和敬畏，不仅应成为警察权行使的动因，更应当成为一切公权力行使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