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 08:46:15　来源： 《重庆日报》

　11日，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市领导何事忠、徐鸣、刘学普一道，会见了香港主流媒体重庆参访团一行。从“五个重庆”、“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一直到治渝四年的心路历程……两个小时里，薄熙来与大家畅谈，有问有答，气氛轻松热烈。

　　姜在忠：不少香港的媒体同事都争着来，希望到重庆实地了解，我看有三大原因

　　薄熙来对香港主流媒体重庆参访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重庆和香港很有缘分。早在抗战时期，渝港两地便有诸多联系。1997年6月18日，重庆成立直辖市；同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都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咱们还都是知名的山水之都，城市大气生动。这些年，来访的香港朋友很多，比如董建华先生两次到访，政界、法律界、企业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也纷至沓来。渝港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大有文章可做！香港媒体很活跃，感觉敏锐，善于抓新闻点，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不讳，咱们好好聊一聊。”一席话，亲切自然，各媒体负责人均踊跃要求发言。

　　参访团团长、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第一个发言。他说，这次参访团动身来渝前，不少香港的媒体同事都争着来，希望到重庆实地看看。我认为有三大原因。一是重庆的领导不仅有远见，而且能与媒体平等交流，大家都盼望当面采访；二是重庆这些年在改革开放与改善民生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极富新闻价值；三是渝港两地交往日益密切，双方有很多共同点，来重庆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此次重庆之行，更加深了我们的感受。重庆前几年提出建设“五个重庆”，这次来耳闻目睹，感觉已经有了不少实实在在的成果，老百姓很满意，整个城市有魅力、有实力。作为媒体人，我们渴望能深入了解重庆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说到重庆的进步，都是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全市人民苦干实干的结果

　　薄熙来说，感谢香港媒体朋友对重庆的关注。说到重庆的“魅力”，我看主要是广大群众的精气神,是历届市委、市府坚持不懈的努力。重庆是一座山水之城，这里的人别看个头儿不太大，但很能干，只要认准的事儿，就能齐心协力，一干到底，并干出成效。说到实力，重庆还谈不上有多大块头儿，困难还不少，工业有限，财政也并不宽裕，这我们有自知之明。但重庆也有得天独厚的地方，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既有体制上的优势，又有区位优势，承东启西，面向巨大的西部市场，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发展高度重视，锦涛总书记作出“314”总体部署，将重庆定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和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家宝总理亲自率队来渝，随后国务院就为重庆出台了“三号文件”，还批准重庆设立了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使重庆发展如虎添翼。说到重庆的进步，都是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全市人民苦干实干的结果。我想，重庆的好戏还在后边，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薄熙来说，至于说到建设“五个重庆”，老百姓的确很拥护。因为“五个重庆”个个都与改善民生和优化环境紧密相连。“森林重庆”，这3年种了30年的树，而且大多是银杏、香樟、桂花等好树、大树，既能改善城市环境，又能让百姓多吸氧，而多吸氧就头脑清醒，办事就科学。“健康重庆”，修了1000多片塑胶跑道、80多条登山步道，学校体育课由每周两节增加到4节；“平安重庆”，通过“打黑除恶”，清除了不少“社会败类”，还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交巡警合一的改革，设置在大街小巷的几百个交巡警平台，不但使群众的安全感大大增强，而且还方便为群众做好事，替百姓分忧解难；“宜居重庆”，三年前就规划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要建50万套、4000万平方米，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同时拆除了1200万平方米的危旧房，改造了21个“城中村”，使原住民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畅通重庆”，除了打通连结周边的大通道，重点解决主城“不塞车”问题。重庆主城人口多，山高路窄，还有两条大江贯穿其间，要实现畅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正在建设一个四、五百公里的轨道交通网，要使百姓出行更方便、更快捷、也更舒适。

为政一方，如果破不了大案，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何以面对公众

　　参访团名誉团长、亚视主要投资者王征，4年之后再访重庆，巨大的变化令他十分惊讶。他提出的问题很具“挑战性”：“薄书记主政山城之初，就开展了影响巨大的‘打黑除恶’行动，向黑恶势力开战。后来又在重庆提倡‘唱红’，外界也有一些议论。我好奇的是，在开展‘打黑’战役和‘唱红’之初，您和您的同事有没有压力？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您的家人怎么看？支不支持？”

　　薄熙来说，媒体的朋友都很关注重庆“打黑”。其实，“打黑”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的事。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未破的命案就有1400多件，设想，一个人被害，他的父母兄妹，加上三亲六戚，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我们常讲民主，而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我们为政一方，如果破不了大案，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何以面对公众？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实现和谐社会？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至于说到压力，当然有，破大案、命案并不容易，那些黑恶势力也有些能量，还有人支持，不明真相的人也说些闲言碎语。但执政一方，在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问题面前，决不能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既然有了大要案，还死了人，就一定要碰硬，为百姓讨回公道。为政者连这点儿勇气都没有，就没有资格当政。我们在“打黑”过程中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一开始就说清楚：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不拔高；要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打黑”的过程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市委市府还组织了20万机关干部“大下访”，财政拿了100多个亿，解决了21万件群众信访积案；抓干部队伍建设，开展“三进三同”、“三项制度”。作为执政党，就得关心人民大众的疾苦，而且要有所作为，为他们排忧解难。我常讲，“干部一要干事，二要干净”，市纪委专门拿了政策，认真严肃地进行“收红包”、“公车超标”、“家属违规经商”等“三项治理”，仅“红包”就收了几千多万。

　　薄熙来说，提到家人，我的心里既感激又愧疚。我的夫人开来，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精通法律，英语也好，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做得很成功，受到广大客户和上级司法部门的充分肯定。但为了我，她在事业正红火的时候急流勇退，关闭了这些事务所。不论在大连、沈阳，还是在重庆，她都静静地陪伴着我，在我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又坚定地支持、帮助我，令我十分感动。

　　“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当大官”，无欲则刚，只要无所私求，就敢于干事

　　薄熙来说，不仅“打黑”有压力，“唱红”也有压力。大多数人理解，并大力支持；但也有一些人觉得是不是“左”啦，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啊？甚至扯到“文革”。如果说到“文革”，其实我和我的家庭都曾受到很大冲击，对“文革”有切肤之痛。我只是觉得，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并身体力行。我们“唱红”是在高唱爱国主义的歌，唱中华民族崛起与复兴的歌。重庆“唱红”的内容健康而广泛，包含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唱红歌”，就是唱爱国、强国的歌，也唱世界各国的经典曲目。我们“读经典”，既有领袖著作，也包括唐诗宋词、古典名篇，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还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讲故事”，也是讲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呼唤真善美的感人故事。“传箴言”，古今中外的格言警句，启迪心智，发人深省，又好读好记；既有马恩和毛邓的，也有中国的老、庄，外国的莎士比亚、爱因斯坦等大师之言；还有丘吉尔、罗斯福二战时反纳粹的演讲。我想，真正懂历史、有思想深度的人，是不会对我们的“唱读讲传”说三道四的。现在重庆的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唱红”，大街小巷都在唱，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流行歌曲虽然哼哼不来，但唱起红歌却精神十足，不少年轻人更唱得意气风发。

　　薄熙来说，虽然有压力，但该办的事还是要办。一个地方要振兴，首先是领导集体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开创的勇气；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而不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人眼色行事。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特别欣赏孙中山先生那句话：“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立志当大官”，无欲则刚，只要无所私求，就敢于干事。有些人想说什么就说去吧，只要百姓满意就够了。执政者永远不要期望100%的支持，只要大多数百姓赞成、支持、满意，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现在看来，“五个重庆”、“唱红打黑”，市民都拥护；“民生10条”、“共富12条”，老百姓都欢迎。有些事情需要动态地看，一个新的想法刚刚提出来时，可能只有六、七成的人接受，但只要方向正确，确实是在为百姓谋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看到了实在的效果，接受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想，只要是公平正义，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评说。

　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双向的，既“引进来”，又“走出去”，有来有往、有进有出

　　亚视副采访主任李彤，对重庆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均取得不俗成绩，很是好奇。她问：重庆地处西部内陆，不仅招商引资很有成效，对外投资还位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究竟是怎么样做到的？有什么秘诀吗？

　　薄熙来说，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外开放之初，中国急需引进外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因此把“引进来”作为主要手段，多吸引外资，多搞一些开发区和加工贸易，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双向的，既“引进来”，又“走出去”，有来有往、有进有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再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央对“走出去”战略越来越重视，重庆在这方面正进行积极的探索。

　　薄熙来说，重庆虽地处内陆，但这些年来，始终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的重要动力，致力于打造内陆的开放高地。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今年可望达到10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相继看好重庆，纷纷前来投资发展。重庆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热情也逐渐提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去年我市企业在南美买地种大豆，在澳洲和非洲买矿山，总共投了50多亿美元，今年还要对外投资50多亿美元。

　　薄熙来说，“走出去”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挑战，有很多我们不熟、不懂的，但事在人为，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开阔的眼界和创新的思维。其实，现在中国企业已具备“走出去”的条件，国际上经济机会很多，国家的配套政策又很给力。我们要改变惯性思维，不能只想着招商引资，觉得引资才能做大自己的ＧＤＰ，把有限的资金投到国外岂不可惜？会不会影响本地的发展啊？其实对外投资是有来有往、“有利可图”、大有可为的。这么多年来，大批外商到中国投资发展，如果无利可图，只是为了支持他国的发展，那种事是不会有人做的。中国人很聪明，又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只要努力熟悉国际经济的情况和规则，精心筹划，在“走出去”方面一定会大有收获。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我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共同富裕，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参访团副团长、成报社长田炳信说，重庆要做的事情很多，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在我看来，你们的做法是化繁为简，从根本上、系统上加以解决。有些和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也许看起来不大，但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而言，那就是天大的事。这些事如果能逐步得到解决，人就活得顺了，活得阳光了，城市的精气神就出来了。在重庆，我就感受到了这样的阳光，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薄熙来说，刚来重庆的时候，我和重庆的同志就商量，要好好理一理头绪，看看目前存在哪些妨碍发展和稳定的问题，并分清轻重缓急，逐一解决。但一个地方的工作头绪再多，其核心还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大家经常讲到两个概念：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和西方的发展与追求有什么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目的是什么？怎样转变？依我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共同富裕，都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薄熙来说，如果讲发展，全世界各国都想发展，但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关键点就是共同富裕。当年中国共产党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得天下，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全国人民有共同富裕的前景。前些时候，小平同志的胞弟、百岁老人邓垦，送给咱重庆两幅字：“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小平同志讲得清清楚楚，斩钉截铁，有两句话令人难忘：一是“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二是“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鲜明地打出了共同富裕的旗帜。共同富裕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前些时候，重庆市委召开了全会，题目就是“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还具体提出了“共富12条”，下决心用几年时间把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

　　薄熙来说，谈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来考虑，以为只是把粗放的经营方式，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含量，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目的。我的理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有个经营管理的问题，又要把提高消费、拉动内需作为重中之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的力度已经不小，但消费方面还要大作文章。要特别注意提高广大群众的消费水平，拉动内需，培育和扩大市场，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这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实现共富，又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制度上的改革，均符合国家政策，也改善民生、助力发展

　　成报社长田炳信长期专注于户籍制度研究。他说，此次重庆之行，为自己带来了新的灵感，过去一些户籍方面的问题总是让人困惑，从重庆的实践中，我找到了正确的解答！

　　香港商报记者邓明宇说，我观察到，重庆这些年来在改革创新领域做了许多大胆的探索，比如建农村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建公租房，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创举，在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同时，是否含有一些风险因素？

　　薄熙来说，重庆这几年不仅重视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在改革上也动了脑筋，下了大功夫。其实，改革的落脚点也是民生和共富。比如城乡统筹，这个题目很大，作为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多做一些探索。城乡统筹，不仅仅是城里人跑到农村去投资，多搞几个工厂；或者出些政策，给些帮助，让农民把地种好，多收成一些，还要特别注重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就拿土地交易所来说，推出地票制度，鼓励农民开垦耕地，确保全市的耕地总量在工商大发展时期一亩不减，主城又有了广大的发展空间，农民也得到更大的收益。又比如，为中低收入群众建公租房，农民工、大学毕业的小两口儿都能入住，解决一、二百万人的住房问题。再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为转户农民穿上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优化了重庆的人口结构与布局。这些制度上的改革，均符合国家政策，也改善民生、助力发展。

　　我们的干部要知道，群众还有许多困难，一定要眼睛向下，了解群众的疾苦，保持清醒的头脑

　　大公报高级记者马浩亮问：重庆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开展的，有哪些经验可以提供？对于一些官员出现自满、懈怠的情况，应如何解决？

　　薄熙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也很关注。实际上，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不仅存在懈怠的问题，还有腐败的问题，的确令人担忧。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我们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都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一个党执政时间越长，经济条件越好，干部受到的诱惑也会越多，这就容易出问题，甚至蜕化变质。开展“唱红”，就是让大家不忘本、不忘百姓，提起精气神走正道；“打黑”、反腐，对大家也是一种警示。市纪委开展“三项治理”，收缴红包、清理超标车辆、查处干部家属违规经商办企业，不少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也说明反腐败是必须的！组织部门开展了“三进三同”，让机关干部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教育，经受锻炼。我们的干部要知道，群众还有许多困难，一定要眼睛向下，了解群众的疾苦，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乎所以。如果脱离群众，整天待在大都市里迎来送往，高朋满座，衣食不愁，人的思想就容易变，就会懈怠甚至腐败。

　　你们表扬重庆，我们要把它当作鼓励，更加谦虚和冷静；有了批评，我们要反躬自问，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经济日报高级记者江月问：薄书记平时会在网上了解民意吗？您怎么看待互联网？

　　薄熙来说，网络是一个新兴事物，它的好处在于，信息及时、快捷，还能双向交流，真实切近地了解民意，而且有互动感。我的助手每天都会把网上有关重庆的事，以及国际国内的重要事情加以摘录，在我处理完公务后浏览。这既可了解社情民意，又可引发一些思考。当然，也不能在网上耗费太多时间，还是要多用些时间，多读些经典，以便更多地吸收古今中外提炼后的思想营养。

　　薄熙来说，各位所在的香港媒体，都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少文章也满生动，读者很关注。未来30年，我国西部的大发展势在必然，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党中央、国务院寄予厚望，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国务院专门制定了三号文件，鼎力支持重庆发展，这都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通过媒体，了解外界对重庆的评论，寻找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利健康地发展。只要大家的报道客观实际，我们就由衷地感谢。我的态度是，你们表扬重庆，我们要把它当作鼓励，更加谦虚和冷静；有了批评，也很正常，但我们要反躬自问，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报营运总监潘喜松，文汇报副总编辑徐可，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刘晓东，中国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邹汉儒，紫荆杂志社副总经理张春生等香港主流媒体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