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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价为何卖的比前苏联还高？
据媒体披露重庆贪官文强大肆卖官每月受贿10万，最贵"官帽"价值300万。身为地方官能卖到一顶官帽300万元价格不菲，可能也创了地厅级官员的价格纪录。
比起重庆，湖南的卖官行情差了一大截子。前湖南省郴州是个卖官的黑窝子，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级权利机构变成了卖官帽子的黑店，那老板就是原市委书记李 大伦。2008年11月20日长沙市中院对湖南郴州腐败窝案进行一审宣判，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判处死刑；原市 长(后任湖南省国资委书记)周政坤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此剧作家沙叶新曾搞了个湖南郴州的卖官价格表：县委书记200万，县长120万，副书记6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纪委书记5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办主任20万。
卖官不是中国官场的专利，只要官不是选出来的，官就很容易成为商品。其实早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媒体就曝过前苏联卖官的价格黑幕。众所周知干 部选举制度在前苏联早已名存实亡，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场日益腐败。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久而久之，卖官鬻爵现象发生。当年一位逃往西 方的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情报部工作人员，提供了阿塞拜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个区检察长的职务，价值3万卢布(按1969年价格)；一个警察分局局长的职务，则更贵了一些。要用5万卢布；集体农庄主席5万卢布；国营农场主席8 万卢布；阿塞拜疆下属区县第一书记手握重权，所以价格最贵，要用20万卢布(1969年)，第二书记职务值lO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长的职位值12万卢布； 城市公共事业部长值15万卢布；商业部长的职位值25万卢布；大学校长的职位20万卢布；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是5万卢布；科研所 所长4万卢布；剧院院长l一3万卢布。
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买官的，因为如上所述，以苏联中等收入工人和职员为例，他们月工资为257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的职务，得需要劳 作81年；如果以月收入为150卢布的普通劳动者为例，他们每月需要缴纳21卢布的公民税及工会会费，再除去用于购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78卢 布，每月最多只能积攒5l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则需要劳作408．5年。
按照同样的算法，老秦也算了笔帐，如果月工资2000元，要买个县委书记也需要83.3年。显然，如今中国卖官的价格比起30年前的前苏联还要看涨，风景这边独好。
2008年6月23日，办案人员在看守所找李大伦谈话，李大伦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 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
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监督的严重缺位，这种局面卖官还能不火爆。本博秦全耀用市场语言总结道：卖官不用打广告，不打广告也营销。这才是中国特色营销的最高境界。要捞大钱就当官，傻逼才去喝涂料！
比起重庆，湖南的卖官行情差了一大截子。前湖南省郴州是个卖官的黑窝子，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级权利机构变成了卖官帽子的黑店，那老板就是原市委书记李 大伦。2008年11月20日长沙市中院对湖南郴州腐败窝案进行一审宣判，原市委书记李大伦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判处死刑；原市 长(后任湖南省国资委书记)周政坤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此剧作家沙叶新曾搞了个湖南郴州的卖官价格表：县委书记200万，县长120万，副书记6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纪委书记5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办主任20万。
卖官不是中国官场的专利，只要官不是选出来的，官就很容易成为商品。其实早在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媒体就曝过前苏联卖官的价格黑幕。众所周知干 部选举制度在前苏联早已名存实亡，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场日益腐败。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久而久之，卖官鬻爵现象发生。当年一位逃往西 方的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情报部工作人员，提供了阿塞拜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个区检察长的职务，价值3万卢布(按1969年价格)；一个警察分局局长的职务，则更贵了一些。要用5万卢布；集体农庄主席5万卢布；国营农场主席8 万卢布；阿塞拜疆下属区县第一书记手握重权，所以价格最贵，要用20万卢布(1969年)，第二书记职务值lO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长的职位值12万卢布； 城市公共事业部长值15万卢布；商业部长的职位值25万卢布；大学校长的职位20万卢布；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是5万卢布；科研所 所长4万卢布；剧院院长l一3万卢布。
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买官的，因为如上所述，以苏联中等收入工人和职员为例，他们月工资为257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的职务，得需要劳 作81年；如果以月收入为150卢布的普通劳动者为例，他们每月需要缴纳21卢布的公民税及工会会费，再除去用于购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78卢 布，每月最多只能积攒5l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则需要劳作408．5年。
按照同样的算法，老秦也算了笔帐，如果月工资2000元，要买个县委书记也需要83.3年。显然，如今中国卖官的价格比起30年前的前苏联还要看涨，风景这边独好。
2008年6月23日，办案人员在看守所找李大伦谈话，李大伦直言不讳地说：“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 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督我，也监督不了我。”
一方面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监督的严重缺位，这种局面卖官还能不火爆。本博秦全耀用市场语言总结道：卖官不用打广告，不打广告也营销。这才是中国特色营销的最高境界。要捞大钱就当官，傻逼才去喝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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