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最集中地充分发挥他的艺术眼光，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是创作《东方红》。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共产党建国后最兴盛的标志。那时，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困难刚刚过去，原子弹试验成功，毛泽东的死敌，苏联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下台……中国那时真可以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来形容。

  《东方红》由周总理亲自领导，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导演、编蹈、指挥、作曲家、词作家、舞美师、灯光师，选拔和集中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演员，改造了大会堂 的座位，并从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传唱的歌曲中反复筛选出最适合的作品加以修改和提高……再加上创作激情高昂，因此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东方红》也是不可 企及的红色经典。

  文革后，许多人赞扬《东方红》，传唱《东方红》中的曲子；逢国庆、党庆，总会有媒体要求采访我父亲，谈《东方红》当年的创作和成绩。

  我父亲会和他们谈成绩，但他和我聊天时常常会说，大家赞扬《东方红》当然不错，但有几个人能看得出《东方红》是宣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巅峰之作？无论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但从效果上说，《东方红》是起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和精神动员的作用的……

  《东方红》那时被很多省市和单位复制排演，其中的歌被群众长期传唱，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涌现的语录歌和毛主席诗词歌曲，也是《东方红》开的先河。

  作为《东方红》的总指挥，作为一个被赞誉的《东方红》制作人，我父亲的头脑是清醒的。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真正思考和反省了自己头脑中曾经存在的问题，在担任文化部领导时一直坚持文艺要遵循文艺规律，要开放，要百花齐放的原则。

  在此期间他组织创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革命之歌》，就冷静得多，采用了大量的抒情的，接地气的作品就是证明。

  文革后，他大量的时间是用在恢复和发展文化事业基础的工作上。但他很难说顺心。

  文革后他第一个顶头上司是有军人和外交官背景的老革命。这两个职业的共同特点是纪律和服从，而纪律和服从恰恰不符合文化规律。有一个漫画家画了一张“老虎 屁股摸不得”惹恼了他，他是真生气的。黄永玉开玩笑说，看来老虎的屁股真是碰不得的。我父亲在他眼里是自由派，常常被训斥。

  我父亲担任过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按理说是可以做一点工作的。但那时的总理赵紫阳有意回避文化，我父亲什么也做不成。一贯老实，宁愿自己忍也从不诉苦 的父亲在此时居然写信给赵紫阳，希望面谈。赵紫阳请他去中南海深谈了一次，赵紫阳主动表示文化工作复杂，自己不懂文化，所以有意回避文化部的工作，请我父 亲理解。

  我父亲听到这个，还能说什么？

  我父亲作为一个做文化工作几十年的党的高级干部，虽然是党组书记，但那个“代”字就是摘不掉。原因就是胡乔木反对。

  从此以后，文化工作由中宣部统管，国务院的历任总理都再没有管过。这已经成为通例和常规。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命运，文革后我父亲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恰恰又回到了编辑和出版工作。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文革结束后，恢复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保护和在此基础上的合理利用，再次摆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面前。八十年代初，我父亲受党中央直接委托，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身份领导每个省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

  我父亲离休后，对文化部工作不闻不问，他对那些年以各种大型电视晚会为主要形式的所谓文化不以为然。他认为花那么多钱，为一个主题或一个人创作只演出一场的晚会是劳民伤财。文化还是应该接地气，与群众息息相关才好。

  但他仍然担任着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因为文化部几届后任领导都需要他这样一个埋头苦干型的人继续负责这项别人不爱管也管不了的“十大文艺集成”的工作。

  因此那时他常常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一个小组长。

  1999年初，文联和作协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父亲那时连音乐家协会的理事都不是，他作为特邀来宾的座位被设在主席台最高位置的左侧。

  会议前夕，文联主席曹禺先生突然去世，谁当主席就成了本次代表大会最大的悬念。中组部本来准备征求100位老同志的意见，但谈过20个，就决定由我父亲担任文联主席。据说其中18位老同志推荐我父亲。

  开幕式开始时，我父亲进入主席台前排中央位置就坐，全场轰动，鼓掌，这足以证明我父亲在艺术家心中的影响和地位。

  我那时也真是由衷地为我父亲自豪。

  （本文作者为周巍峙之子周七月，导演、编剧、艺术家具设计师。文革中周七月被打成反革命险遭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