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是贪污，受贿是受贿。网上《看看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腐败官员都收了啥》一文明摆着偷梁换柱。文中说晒一晒1960年反贪缴获贪官赃物，多为锅碗瓢盆鞋底子。可见前三十年，你看贪污受贿的都是些啥？跟捡垃圾的差不多，难怪一些人恨死了毛泽东时代！

带着对“锅碗瓢盆鞋底子”的艰苦，北京86岁的老退休职工白大妈义愤地说：说这话的人就不怕挨千刀，北京人什么时候那么没面，可着四九城问问有谁用“锅碗瓢盆鞋底子”行贿送礼，没事瞎编吃饱了撑的找骂！

1960年财贸部门反贫污斗争追回部分脏物的展览是在北京。虽然还不到七岁，但对那些往事记忆犹新，就是阶级斗争那套，有些人还被整得自了杀。当时财贸系 统传达上面精神，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鞋，对财贸职工大搞逼供信人人过关。我的父母都是商业职工，一个东城王府井，一个西城白塔寺。那一阵 每天晚上下了班都不能回家，老是开会追查，情绪极差。最后有些人熬不住，不得不交待拿了个乳罩、拿了捆草绳，拿了一口袋麻刀，真有些是胡说八道。凑不够， 就逼着东四人民市场卖车的王叔叔把帮人买的自行车去展览。走后门也是脏物。王叔叔与我家住街坊，他的女儿后来又是我同学。不幸的是1973年7月3日因脑 瘤早逝于协和医院老楼七楼三病房。去世前一天，我们还去看望。

那是一个吃不饱穿不好整人又非常残酷的时代。我的老岳父生前回忆，他在西安门食堂上班每天带饭，回家时职工都把饭盒打开，以证实清白一无所偷。2000年 老岳父肺气肿去世，他们基层店领导二话不说医药费全报。他说，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天天阶级斗争，从不管抽油烟让炸油饼炒菜的职工的肺烟熏火燎， 很多人都是这么死的。人家没把我们告上法院就不错，销全报。

毛时代虽然很穷，但也知道用“锅碗瓢盆鞋底子”行贿送礼拿不出手。一旦拿这些送领导，不但事办不了，弄不好还会事情更糟糕。就拿为我两个哥哥从四川三线和 山西长治对调工作回京来说吧，一个送的是东四信托买的狗皮褥子，一个是送了五盒被传为神药的安宫牛黄（因为那个领导家里有瘫痪病人）。1970年，本博秦 全耀分到总后研究所后，一堆人托我老爸买此药。操，一个也没吃好。

七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和帅府园总参四所一位管理员的孩子混的挺熟，老 有不少人托他买好烟好酒。一次我到他家发现他的孩子把中华烟用热气焖开，每盒抽出两支，再装成条。他对我说，这叫你送礼，我抽头。毛泽东时代好烟按根卖， 地安门把脚。跟卖茶叶蛋似的，红牡丹，篮牡丹，一毛钱四根，五分钱俩。

第一次拜会岳父岳母，碰坏了暖壶。买个暖壶吧，忒贵，买个壶胆吧，缺货。于是便到单位仓库领个壶胆据为已有。那个时代别怪老百姓加拿大大家拿，连玻璃都要指标。谁家玻璃坏了买不着，朋友就找老秦，总后单位有指标配几块玻璃不发愁。对此连传达室都放行，替天行“盗”。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老秦和北京管商业的崔绪龙碰巧相聚，当问到毛时代“伊拉克蜜枣致肝炎”时崔说，根本无关，伊拉克蜜枣比邓小平还冤。邓 小平有人平反，伊拉克蜜枣没人管。崔绪龙，北京市财贸政治部的原主任。此人原是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师政委、大校军衔、十级干部。文革中，崔绪龙、王景瑞、洪 振海、姜大千十分有名，财贸尖兵。当问到财贸尖兵造反为什么这么凶？崔说：你知道文革前财贸战线反贪污，把人整得有多惨！

贪污是贪污，受贿是受贿。明明是1960年财贸部门反贫污斗争追回部分脏物，经加工一下子变成了行贿礼品。为啥？臭改革开放，臭邓小平。你们看毛泽东时代拿“鞋底子”送礼多干净。

连基本常识都不顾，纯属瞎鸡八逼里编，咋就一点都不臊得慌。试问六七十年代老北京，你们谁拿“锅碗瓢盆鞋底子”行过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