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2年,冷战正处于白热化时期,美国已深陷越南战争之中。当时,40岁的马斯洛夫教授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到这儿任教,主要是因为他爱上了这儿的一位女大学生。
姑娘叫安妮,越南人,她曾参加过游击队、打过仗,表现英勇果敢,17岁时就加入了越南共产党。也许就是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这位40岁教授的心。对自己父母
的情况,安妮总是闭口不谈。在当时,与外国人通婚是为越南法律禁止的,因此从开始与马斯洛夫约会,安妮就已触犯了国家刑律。后来考虑到这种爱的严重后果,
姑娘就想出各种借口竭力避免与马斯洛夫相会。为了忘记马斯洛夫,她把一位名叫季里的越南同学请到自己房间一起做功课,希望这个小伙子能代替马斯洛夫。但她
越强迫自己这样,对马斯洛夫思念反而越深。她一直在对自己说,别去,千万别去,而后来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马斯洛夫那里。
他们会面越来越频繁。但有时,安妮会神秘地一连十几天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又突然出现。后来教授终于当面向她表白了爱情并向她求婚。安妮没有回答他,几天
后又失踪了。他不能去找她,担心越南大使馆察觉。但他还是冒险给一个负责外国留学生管理的俄国女人打电话:“安妮在哪儿?”“她突然结婚就回国了。难道你
不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教授险些晕倒。根据姑娘的姓氏,他已猜到了,自己爱上了越南至高无尚的掌权者、越共总书记黎笋的女儿。
安妮有时失踪多日不见,是因父亲常来莫斯科和勃列日涅夫会谈,他坚持此时女儿要住在自己身边。有时父亲还带她去国外,安妮常常中途返回莫斯科——她太思念马斯洛夫了。在马斯洛夫公开求爱后,安妮一连几天彻夜不眠,她曾想自杀。
数月以后,在父母的坚持下,已婚的安妮又回到了莫斯科,以便完成学业。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她就见到了马斯洛夫那张痛苦的脸。马斯洛夫强打精神请她作客: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但我们还应是好朋友……”安妮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又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马斯洛夫问她:“你愿意嫁给我吗?”姑娘回答说:“愿
意,可是我们不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是正义在我们一边,每个人都有恋爱成家的权利。”“我们只有一种权利——死的权利。”安妮的回答简直让马斯洛夫震
惊。
安妮和马斯洛夫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他们面临许多难题:他们的关系暂时要保密,要设法弄到结婚证,生子、还要给孩子上户口……只有这些难关都闯过以后马斯
洛夫才可以把所发生的一切向权居高位的岳父禀报。在博哥罗茨克市马斯洛夫别墅附近村委会的一位女秘书是他的一个熟人。他决定在那儿办理结婚登记。虽然依照
当时的法律,同外国人结婚只能在莫斯科和扎戈尔斯克办理,马斯洛夫但愿博哥罗茨克市的有关部门不了解规定。事实也正如此。越南大使馆的婚姻证明也是巧取
的。安妮先申请给她开个证明,允许她办理经济合同。然后他们对证明进行了“加工”,结婚证明就这样解决了。
此时安妮已有孕在身,为了不被发觉,她请了4个月的差旅假去了乌克兰,理由是完成一项科研工作。实际上她根本没离开莫斯科,而是躲进了丈夫的别墅中。为了
不引起怀疑,此间她写给父母的信都是托基辅的熟人寄出的。不久,黎笋来到莫斯科。他坚持要见女儿,可到处都找不到她。“对这样的女儿你会怎么办呢?”气急
败坏的父亲问一位随身警卫。“我会打她一个耳光!”对方答道。
安妮这时正躺在妇产医院。在一个很要好的妇产科医生帮助下,没用任何证件就住进了这家医院。马斯洛夫没到这儿来,怕有人监视跟踪。
1977年10月31日,他们的女儿叶列娜降生人世。高兴至极的父亲带着鲜花、糖果、香槟酒来到新生儿登记处,负责办登记的女人见到这些礼物,眼睛都直了。她根本没看安妮的外国
护照就签发了出生证。
生下孩子后,安妮决定回国把一切告诉父亲。黎笋虽然知道女儿与一位俄罗斯教授有交往,但并未在意。所以当他得知真相后,简直气得发疯。最后是安妮不辞而别
逃出家门,她怕父亲报复。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经过与苏方艰难谈判,黎笋决定将女儿“引渡”回国。这对新婚夫妇又被迫转入地下。
一次安妮对马斯洛夫说:“我们的婚姻有损越南共产党。为了党,父亲可以不顾一切。我知道,嫁给你我就在走向死亡。没生孩子时我还没什么牵挂……”马斯洛夫并不理解妻子的担忧,他还想要第二个孩子。
在黎笋家中,连安妮的名字都不准提。待这位总书记情绪稍平静后,他也想知道女儿的婚事是否出于真心相爱。他担心这是克格勃的一个阴谋,以便对越南政策施加
影响。多年以后,安妮的姐姐曾笑着告诉马斯洛夫,黎笋甚至派了一位爱情鉴定专家去莫斯科。他带回来的唯一结论是:两人相爱结婚。安妮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了。我会受到惩罚的。”她对丈夫说。
“可谁会惩罚你呢?是父亲还是神灵?”
“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这迟早要发生的。”
时间在流逝。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取名丹妮娅。此时安妮的家人已明白,这个家庭无论如何是拆不散了。除父亲外,家中所有人都向这对幸福夫妻表示了祝
福。过了一段时间,越南通过一项法律,规定越南公民在已有孩子的情况下,可以与外国人结婚。黎笋甚至希望见到在异国的大孙女。后来,每次他到莫斯科都要见
大孙女叶列娜,带她去看马戏,乘车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甚至让人在他下榻的宾馆房间内放一张儿童床。前景似乎是美好的。
安妮又要临产了。这是他们婚后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马斯洛夫回忆说:“我和安妮陶醉于爱恋之中,好似生活在云雾之间。我把这美好生活全录入一盘录像带中。在
这个世界上我们已是不可分的一个整体。”越南正面临大选,黎笋的反对者想利用他女儿的异国婚姻大作文章。借助日产的B超机,医生确诊,马斯洛夫家将迎来一
个男孩,而且就在一个月以后。
马斯洛夫劝说妻子入住苏联卫生部第四局附属妇产医院。该医院是专为各界名人提供服务的。安妮拒绝去那儿:“为了大选,我父亲会抛弃一切,我感到我会死去。”
然而,他们认识的那位妇产科医生在秘密地帮助他们生了前二个孩子后,就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1981年7月5日是马斯洛夫母亲的生日。晚上安妮开始阵痛,
救护车最终把她送进了第四局附属妇产医院。在待产室,马斯洛夫突然想起,离家时忙乱中忘记锁别墅的门了。家中还躺着患中风的妈妈。这可怎么办呢?医护人员
对
他说,安妮的状况稳定,不必担忧。于是他离开了。
7月6日凌晨,7点钟安妮生了一个男孩,马斯洛夫8点钟往产院打电话。医生告诉他婴儿很好,但安妮产后大出血,需立刻手术。马斯洛夫恍惚记得,赶到医院
后,一个医生下楼来对他说:“死了,实在无能为力。你自己也曾讲过,她有预感……”马斯洛夫上楼来到安妮的病房。她躺在病床上,还像活着时那样美丽。马斯
洛夫亲吻了一下她下垂的手,把袖子拉上来。妻子全身好像被开水烫过一样,布满青紫色水泡。马斯洛夫在高烧中躺了几天。剧烈的心绞痛几乎要了他的命。
“她是被毒死的!”他发疯地敲着自己的头说:“她的皮肤,还有其它一切症状,都证明是被人毒杀的!”他责备自己不该在那时离开她,错误地把她送进这个产院,没有及时找到可靠医生,本可以预料到这一切……
多年以后,他得知,安妮失血时,血管已破裂。据有的医生说,安妮本来是可以抢救过来的,可当时在场的医生没有一个坚持手术,因为怕保不住孩子,黎笋会向他们要孙子。马斯洛夫认为,失血和医生的优柔寡断不是偶然的。令人不解的巧合太多了。
据俄罗斯《希望》杂志披露:1982年,越共“五大”上黎笋连任总书记。不久,他把孙子也接到越南。马斯洛夫为要回儿子,奋争了4年,多次给戈尔巴乔夫写信,通过亲属与越南总书记交涉。
1985年,当上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开始了政治改革。他的“新思维”是
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强调,政治改革就是全面发扬民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揭示社会制度各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社
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中心任务”;“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苏联社会主义的
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
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如果不是碰上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总书记,马斯洛夫不可能要回儿子。领导人们会说,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和谐,为什么不牺牲个人利益。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处处维护特权,人民地位最低。与勃列日涅夫相比,戈尔巴乔夫正相反。总书记身为苏联的“法人代表”,他要为公民谋利益。
在戈尔巴乔夫的坚持下,黎笋低头了,儿
子总算又还给了马斯洛夫。后来他的儿子进入莫斯科大学管理系学习,丹妮娅也在那里的语言文学系学。叶列娜去了伦敦一家计算机公司任职。马斯洛夫至今还住在
博哥罗茨克的别墅中。他自己的卧室中挂着一幅安妮的巨幅照片。马斯洛夫一直没再婚,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这也是对安妮的永恒思念。
黎笋在位期间,由于其亲近苏联的立场,导致其在位期间与中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据本博秦全耀所知是他撤消了对中国有关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承认,主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属于越南。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去世时仍然保留着越共总书记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