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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反华有没有中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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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印度
支那共产党召开“二大”，宣布将党名改为越南劳动党，其在老挝、柬埔寨的党员另行独立建党。
在“二大”大
会上通过的《越南劳动党章程》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均列为该党指导思想，并在全国悬挂毛主席像。此时中共对该党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围绕日
内瓦会议上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中越两党也产生了分歧，越共党内一些人认为自己有实力解放全国，不同意划分军事分界线或要求多划一些地区，虽经周恩来作工
作被迫接受，但心里耿耿于怀，也也为其后的中越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二 大”上，胡志明当选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长征为第一书记。由于抗法战争的胜利，长征的威信高涨，于是按照中国经验在北越搞土改，谁知他竟在此载了
跟头。1958年，长征因所谓的领导土改出现偏差的错误而被迫辞去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职务，由胡志明自兼中央第一书记，并调南方局书记黎笋主持中央工作。
1960年越南劳动党召开“三大”，胡志明当选为主席，黎笋为第一书记。黎笋长
期在南方当头，其根底是由广治、顺化、承天省组成的第五联区及南方局的干部队伍，属于党内的少壮派。这些人本来就在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对中共不满，其后
一些留苏干部也加入该派，逐渐形成一个亲苏派，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先是在“三大”上修改党章，摈弃了毛泽东思想，摘下了毛主席像。据本博秦全耀记忆，在上世纪的中苏两党论战中
虽然越南玩平衡，但基本倾向于苏联。
长期生活在越南的中国专家泰来先生为了让中国人民全面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写了下面这篇文章《上世纪越华反华有没有“中国因素”》。
巴拉兹.萨隆泰，系匈牙利的冷战问题研究者。 著 有《 赫鲁晓夫时代的金日成 ：苏联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北朝鲜的专制根源；1953年至1964年
》和华盛顿伍劳-维森中心出版。
对于1979年前生活在北越的华人族群，他的文章写道：
在1979年发生越中战争之前，北越华人少数族裔曾是河内和北京关系中纠缠不清的问题。两国关系破裂的最初征兆从越战时期就已出现， 主要反映在战略和外交的问题上存有不同意见。
一般而言， 华人族群成为中国和北越的政治权力游戏中玩弄的一张牌，哪一方都想独自玩弄操纵。 属少数族裔的华人被卡在双方之间， 似乎成了毫无影响的 “ 无可用武之地 ”。
北京愈极力加强其对华人族群的影响，就导致河内当局愈深的疑虑和对华人镇压，
由此华人却又愈感受因中越冲突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
华侨地位的改变
讽刺的是， 最初中国并不视北越华侨为实现其目标的合适工具。 1955年，中国驻河内大使对一名匈牙利外交人员说越南华侨对越盟抗法斗争并没有作出很大的贡献， 不少人 “ 受到蒋介石的强烈影响，是蒋的手脚 和耳目。”
少数华人参与反殖民运动，显示他们在以越南人为主的社会中所融入的程度相当低。
1974年，大约有二十万华人生活于北越， 其中海防有五万，南定四万五， 河内三万和其余的在靠近越中边境各地区。各华人族群社会比较封闭，华、越通婚并不普遍。 极少的华人想返回中国终身定居，大部分人只想去中国作短暂的探亲旅行。
华人父母常寻找机会让其子女返华读书，
北越当局也曾为华人设立特别学校，由华人教师以中文教学。（ 作者说的“特别学校”，是指华侨学校。北越河内、海防的华校初由华侨创办；1955年后，则由中共大使馆接办；六十年代初再改由越南教育局接手。七十年代初又取消华校校名，教授越文课程为主，中文列为外语。 ）一些越南干部抱怨说华侨学校的课程都注重教授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较越南内容的多。 可是，另一方面，华侨对越南的经济发展却又有很大的贡献。60%的华人是技术人员和生意人。
在越南当局的允许下，华人可以进入中国境内，做边境生意的很活跃。
华侨生意人从中国带回到北越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换取的是黄金。越方允许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惹起北方强大邻邦的不欢。因此，在中越关系友好的期间，人们并不认为那些越境做生意的人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紧张形势
然而，越中冲突产生了巨变。 1961-62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教唆一批在蒙古的中国工人以大罢工的方式对 “ 亲苏 ”
的蒙古政府施压。
中国重施伎俩，以同样的手法对付北越。 1967-68年期间，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严重滑坡，事由中国反对越南扩大与苏联合作和开始与美国在巴黎展开谈判。在各事件中，就出现有在越南的中国工人（ 作者使用 “ 中国 ”
一词，应指在越南的华侨、华裔工人。与上述蒙古事件同。 ）殴打苏联技术专家之事， 北京意图强迫仍然 “ 犹豫不决 ” 的越南当局须作选择：
站在苏联或中国的一边。
当双方关系紧张的状况加剧，导致越南民众与中国在北越的后勤部队单位发生冲突，河内便提议中国政府撤军。
1970年，北京遵守承诺，但双方冲突事件继续发生，中越为柬埔寨问题的争执也开始，并且河内对中国亲近美国的行为表示不满。
根据匈牙利大使馆的报告所述， 1974年，穿民服的上千名中国兵士曾进入高平省领土争端的地区，
而北越政府也相对的派出不穿军装的士兵前往该地，但并无发生擦枪走火之事。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人员却加紧展开与（ 越南）华侨社区的联络。
一部分华人积极响应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政策是荒谬可怕之事。
然而，大部分华人仍保持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性质，
与中国保持联系，不管哪个人掌握政权。
譬如，当北越政府“指导”华人加入越南国籍的政策时（越南跟中国学来的“不承认双重国籍政策”），只有少许的华人干部听从，而实际上大部分人在个体上也已被同化，生活习俗跟随越南人。随后，越南当局以多种的理由意欲没收华人的中国护照，但遭到大部分华人拒绝并说道保持中国护照是必须，可让他们
返回中国探亲。
北越官员采用同化华人的方法带歧视性。 政府停止僱用华人作翻译员， 华人不可在与外国人接触的机构工作例如酒店、海关、机场等。
华人极少可加入军队服务，
就算是进入南方前线属先遣部队的士兵也只可在后勤单位工作。
不信任的后果
不错，北京和河内双方都曾有作出一定的防止冲突升级的方法。1973年末，中国大使馆也曾减少对华人的宣传活动，因为他们明白这样的做法会令到北越领导人的愤怒。
在中国出兵西沙群岛 ( 即越南说的南沙群岛)之前，越南政府也并不阻止华人返回中国探亲。
正如以前所发生的冲突一样， 这些实用主义的做法体现他们主要的是考虑外交的棋局。 越南《 人民报
》总编辑黄松于1973年6月曾对匈牙利外交人员说，与中国直接冲突，岂不是越南要“ 自杀 ” 吗
？。
此外， 北越极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 极多的工厂遭到美机轰炸摧毁，需要中国的帮忙恢复建设。然而，
中越的互不信任和双方在战略利益上的意见日趋分歧，并非可以靠一些合作的举措来克服。另外令到双方关系紧张的是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不断趋向引用传统上越南抗汉的历史例子的行为。
譬如1973年初，
北越政府在庆祝巴黎协定的讲演词和社论文章中重提二征夫人和光中皇帝战胜中国侵略军的事迹。
在如此的气氛下，似乎河内和华侨群体亦无机会发展一种容易相处的关系。 在华侨群体中设法寻找可打的外交牌时，北京的举止只会增加北越领导人的疑虑，而最终，华侨须被迫承受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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