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明星傅彪不幸患了肝癌,八个月内先后在武警医院换了两次肝。《金陵晚报》曾报道称,傅彪2004年9月进行了第一次肝移植,所移植的肝脏就来自山东一名20多岁的年轻死囚。
2011年,伟大中国的首都,由于来源紧张,各大医院竟没有一次肺移植手术。据《医师报》报道以肺移植和肺减容著称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刘德若教授无可奈何地表示,医生能做的就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治病救人。此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武警医院是北京市最大的肝脏移植中心。武警押着犯人走,难免不让人产生联想,谁有器官谁是爷,近水楼台先得月。
两会期间,卫生副部长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事者扒到2006年4月10日新华网刊发《卫生部驳斥中国随意取死刑犯器官移植的言论》的新闻。新闻中提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 “中国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公民去世时的自愿捐献。死刑罪犯的器官利用是极个别的,也是经过犯人自愿或家属同意而捐献的。”这与卫生副部长黄洁夫所说的“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截然不同。两个官员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说法,明显有一方说了谎。卫生部不讲卫生,新闻发言人胡说八道。这才是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的罪魁祸首!
有网友称全国有近九千万党员,他们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都愿意捐献器官,还会有问题吗?献血的问题也可以让他们解决。在中国只要他们起到带头作用,任何问题都不问题。可是很遗憾,在许多关键时候,他们没有带头。而在吃喝贪方面,他们冲在最前面。当官的犯罪,哪一个不是党员。
如果不是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而是来自党员干部的捐献,本博秦全耀相信“两报一刊”早就会发表一堆堆“先进性”的社论。红色后代大传承,不传官位捐器官。真的,唱红歌永远唱不富中国,将军后代合理团为什么不去一帮一去扶贫,为什么不去一马当先捐器官。捐器官是体现大爱的普世价值,比唱红歌高尚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
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原罪”一说,“原罪”富了自己。中国死囚器官也有“原罪”,“原罪”新生了他人。有“原罪”的企业家可以立传唱赞歌,为什么就不能为捐献器官的死囚们也立个碑。生前,他们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难道死后也要学雷锋,捐了器官不留名?
如果能竖起这样一座纪念碑,不但能提高咱中国以人为本的世界形象,而且还能唤醒广大官员们的器官捐献热潮。活着财产不申报,死了器官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