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是，止痛药，无论是吗啡还是杜冷丁，都是可以上瘾药品。因此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在使用这些药品的时候，都十分的慎重。

   我妻子生孩子时是剖宫产。在手术麻醉失效后，她疼坏了，坚决要求打止痛针。但护士根据经验，基本上是让她挺，实在不行了，才给她打了半支杜冷丁，另半支留待再挺不住的时候再打。由于她挺了过去，所以另半支就没有用上。

   我岳父是的癌症去世的，疼痛一直伴随着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但他使用的止痛药只是杜冷丁，根本就没能用上吗啡。不仅因为国家对吗啡的管制，也因为医务人员把吗啡作为杜冷丁不起作用时的后备用药的医学态度。当然，家属也有“病治不好，死的时候再染上毒瘾”的顾虑。

   到加拿大后，我的一个同事的妻子在一个雪天的早晨，把胳膊摔成了骨折。在医院手术后的2天住院期间，病人床边有按钮，随时可以把止痛药加到输液的液体 里。临出院的时候，医生又给开了10片在疼痛时服用的口服处方止痛药。这件事当时就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的医生不怕病人止痛药成瘾呢？

   我幼时的同学现在一家多伦多的医院工作。一次聊天的时候，她抱怨我们中国人不懂的合理地使用止痛药。她说，做了关节手术的病人，必须要进行及时的关节活 动，而要进行这一活动，必须要有止痛，因为在痛苦的条件下，无法进行关节的活动。而我们中国人，由于对止痛药成瘾的恐惧，病人对待止痛药的使用，采取的是 极大的克制态度（止痛药添加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病人自己手里）。其结果，中国人术后的关节恢复性活动要比别人晚一两天。

   我们中国人对止痛药的使用应当是存在误区的，医务人员、病人、病人家属都有。比如一个到了晚期的癌症病人，即使对吗啡成了瘾又能怎么样？他疼痛的本身还能消除吗?

安大略湖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