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认为邓公在七十年代有“错误”。这其实是受到相关团伙诬陷迫害导致的，在那几年陈永贵仿佛被洗脑了，也跟着批判邓公，列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攻击他是“走资派”，这是很没有道理的。而1977年中央开会讨论时，陈永贵表态说：邓的情况还需要观察，不能急于让他复出。但很显然，陈永贵不能阻挡历史大势。

陈永贵的认识有局限性，容易被人带偏，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联。他进入政坛之前是地地道道的山西昔阳县农民，开荒种地是一把好手。也因为这个原因，六十年代成了“大寨精神”的典型，毛主席生前对他多有提拔。陈永贵一步步走到了副国级岗位上，但就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来说，与副总理的职务并不十分匹配。

在1954年“扫盲”之前，陈永贵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此后他能认识的汉字大约能达到1000个，但这也不是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水平。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由一个近乎“半文盲”水平的人来担任，也是很罕见的情况，跟具体时代背景有比较大的关系。当然单纯的文化水平，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和工作能力，小平同志也曾正面评价过陈永贵：他是基层农业专家，只是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有些可惜。

对于小平同志的复出，陈永贵心里一直有个疙瘩。后来他在不同的场合，几次跟邓公探讨过“路线问题”。刚开始邓公都是非常耐心地引导劝服陈永贵，由于理论水平不高，陈永贵往往接不上话。但他还是不放弃，终于在1980年的一次中央会议后，陈永贵情绪激动，连珠炮似地对邓公发问，内容还是那些陈词滥调。

陈永贵问：小平同志。所谓的改革开放，你出了那么些新点子，我看跟毛主席的思想都是相违背的。你到底还是不是在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啊？接下来还要不要坚持主席留下来的方针呢？邓公原本还吸着一支烟，面带笑意。但听到陈永贵的这些问题，小平同志的脸色骤然变得严肃起来。

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去教育陈永贵、为他分析形势，而是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在问这些问题之前，永贵同志你该先反省自己所讲的话，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该讲的东西！你问我社会主义路线的问题，我倒想问问，你入党才几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你有发言权。这是邓公复出近三年来，第一次如此严厉地对陈永贵讲话。陈永贵没有心理准备，他被邓公的气场彻底镇住，又接不上话了。随后邓公缓步走出休息室，留下陈永贵一人在那里发呆。就在这一年，陈永贵辞去了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在北京度过晚年。

其实陈永贵是在1948年入党的，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建立，算起来他的党龄也不短了。但这些资历，在战争年代指挥二野出生入死多年、又极具理论水平的邓公面前，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够看的。小平同志对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也许陈永贵对毛主席一直很忠诚，但态度过于偏颇执拗，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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