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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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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苏联解体的15年,同时,这一年也是戈尔巴乔夫先生的75岁大寿。为了庆祝生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生日宴会,宴会上也有很多的媒体人来到现场采访,看着这样众星捧月般的场景,也不禁让人回想起苏联还存在的时候的景象。
这时就有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如今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社会主义大国,有什么建议?
听完这个问题之后,戈尔巴乔夫良思了许久,缓慢地说出了一句话:“中国只要按照目前的发展坚持下去就可以发展地很好,但是我建议中国不要搞民主化这种不实际又没有意义的东西。”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新一代领导人,自称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思想上,错误的总根源是赫鲁晓夫。可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89年6月份,苏共把一切权力交给苏维埃之前,苏联为什么没解体?同样的道理,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万众欢呼。就连前来探听风声的梯也尔的暗探,都垂头丧气地回到凡尔赛,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说:“整个巴黎是一条心。”(参见《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365~374页)当时,革命力量空前强大,有谁会想到再过两个月的时间,到5月28日公社就会彻底失败呢?
落实普选原则,落实得最彻底的是巴黎公社和前苏联,而且他们没受一点铜臭的污染。还没有奴不奴隶,男的、女的,黑人、白人之区别,全有选和被选的权力,并且参选率之高更为美国所难以逾越。巴黎公社的社员和苏联百姓付出那么多,那么虔诚地实行普选制,回报他们的却是失败!失败!!彻底的失败!!!正如列宁所言:“历史喜欢捉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而已,他本身并不想让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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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干部成了国家政府的官僚,官老爷,掌握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大权;人民是官僚使唤、奴役的草民,刁民,必然是对立的关系。
民主,源于希腊文,基本意思就是人民统治,人民做主,也就是现在说的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自然就是人民民主地决定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就是人民民主。
这是人们几千年的期盼,美好理想。劳动人民竭尽全力支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夺权斗争,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理想。但苏共掌握国家政权好几十年了,还是官僚们在主宰社会,人民看不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曙光,希望,他们的不满就成了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戈尔巴乔夫用“普世价值”,即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选举民主来解决苏联社会突出的民主问题,结果就成了“饮”“普世价值”“鸩”止民主之“渴”,害死了苏联。
四、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民主对社会主义事业是“鸩”?
资本主义民主,主要就三条:一条选票民主,公民从富贵里选人来掌握社会大权;第二条,以资本主义原则为前提的言论自由;第三条,成立政党、组织、团体基本自由。
广大劳动人民受资本家经济剥削、奴役,成了为老板创造财富的工具,严重不满;但有了这三条民主权利,气就消了一些,就不那么愤怒了,社会对立情绪就缓和下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了几百年,至今还有一定的人气。资本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功不可没。
社会主义事业,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指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这是被多次惨痛教训证明了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规律。
多党制,就是各政党轮流坐庄;成立政党、团体、组织自由,就是为了保证社会政党轮流坐庄。实行多党制,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失去社会领导权,实际是失去把初级社会主义进步到高级社会主义事的领导权;共产党失去领导权,社会主义事业没有领导,顷刻就被颠覆。所以,多党制,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是要命的“鸩”。就人民来说,他们向往的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绝不是政客、精英、公知们政治游戏的多党制。
崭新的社会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竣工交付使用的大厦,甚至连一套完善的施工图纸都还没有,只能在实践中思考、探索。探索就意味着艰难,复杂;探索出的东西还很不完善,人们就不满意;探索就有可能犯错误。
这就要求社会宣传舆论,对社会主义事业,气只能鼓,不能泄,少说点阴阳怪气的风凉话,挖苦的话;多说点鼓励的话,看到希望、前提的话,全社会坚忍不拔地往前走,才有可能到达成功之巅的话。这时的社会宣传舆论,就要鼓励正能量。如果这时社会不管什么言论都自由,没有前提,底线,就有可能言论杀了“婴幼儿”社会主义。所以,没有前提、底线的言论自由,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是要命的“鸩”。
五、苏联“饮”资本主义民主的“鸩”来止渴而亡
戈尔巴乔夫就不懂什么是崭新的社会主义,不懂实现崭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阶段、规律。1985年上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大权后,给苏联饮资本主义民主的“鸩”来解苏联社会民主问题之“渴”,结果强大的苏联几年就饮“鸩”而亡。
苏共十九大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素,中心内容是实行党政分开,使“全部权力归苏维埃”。
这是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体制的所谓改革,就是饮资本主义民主的“鸩”。
结果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社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分化,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裂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将矛头直接指向苏共,指向苏联初级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
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改组国家权力机构,否定党领导下的选举,改革成自由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成为议会,把国家权力的重心从苏共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政治体制的核心”。
1989年进行了全联盟一级和加盟共和国一级人民代表的选举。苏共由于历史被丑化,领导的改革没有取得成效,社会主义制度遭受攻击,在选举中失利,而反对派打着改革的旗号与苏共展开夺权斗争,结果一些激进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当选为人民代表和议员,甚至掌握了一些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留下严重祸患。苏共交出了权力,苏维埃却没有掌握全权,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议会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角斗的场所,社会经济政策议而不决,人民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完善社会主义”转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党的地位和作用上,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制和总统制;在经济体制上,赞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国家结构上,走向主权国家的革新联盟;在社会发展总目标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和具有政党性质,导致多党制问题的提出。一些非正式组织在各种场合攻击苏共的政治领导,要求苏共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主张所有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权利平等。有些人公开叫嚣“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实行“多党民主制”。而在民族分立主义分子掌权的立陶宛事实上已承认多党制,1989年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6条。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苏共一党制原则。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宪法第6条。
在实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过程中,苏共的作用被削弱,反对派得以进入权力机构,新的苏维埃成为争斗的场所,不能正常发挥管理国家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并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戈企图通过效仿西方三权分立政体,扩大总统权力,来推动改革、稳定形势。然而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并未如愿以偿,虽然他要求授予“一切必要的权力”(包括部分立法权)的建议获得议会通过,但是遭到叶利钦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事实上拒绝执行联盟中央的决定。
到1990、1991年,苏联就病入膏肓,1991年12月25日死亡。